伊塔洛·卡爾維諾是20世紀意大利著名的小說家和批評家，1985年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卻因腦溢血猝然離世，與這一榮譽失之交臂，但他在世界文壇的影響力絲毫不亞于任何一位諾獎得主，堪稱無冕之王。卡爾維諾在世界文壇上享有“文學界的愛因斯坦”的稱號，代表作品有《樹上的男爵》《分成兩半的子爵》《看不見的城市》等。

在《在驕陽和新月之下：伊塔洛·卡爾維諾講故事》一書中，作者安吉拉·M.讓內將卡爾維諾本人認為密切相關的兩個角色——有創造性的作者和批判性的思考者相結合，為大家提供了一個豐滿而富有生氣的準確人物形象。本書審視了卡爾維諾復雜的小說世界中的文化、文學模型，集中研究了他對故事敘述的強烈愛好，其作品演化的不同階段。卡爾維諾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正處于對文學的未來影響深遠的轉變之中。讓內追溯了卡爾維諾生命里重要的創造性影響和事件，以及它們對其寫作的意義，其中包括他所受的中產階級教育、他對戰后工業化的現代主義閱讀、20世紀60年代的消費文化等。

安吉拉·M.讓內對卡爾維諾的作品進行了系統分析。卡爾維諾是一個善于“織網”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從來不存在單一、線性的敘事方式，而是始終呈現出零散、網絡般的敘事片段組合，他將這種網狀的敘事片段編織在文本中，使作品敘事和寓意更加繁雜。卡爾維諾終生致力于小說形式和內容的創新與探索，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與令人拍案的構思。無論上一部作品獲得了怎樣巨大的成功，他都能夠推陳出新，在下一部作品中找到截然不同、更為新穎的創意。他是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家，但他完全不關心政治，游離于體制外，作品中絲毫不帶有任何社會性。

將科學和詩

聯姻的

文學拓荒者

作為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家，完全不關心政治，游離于體制外，作品中絲毫不帶有任何社會性，是如何有資格在世界文壇上享有“文學界的愛因斯坦”稱號的？

伊塔洛·卡爾維諾是20世紀意大利著名作家和文學批評家，他終生致力于小說形式和內容的創新與探索，他的奇特和充滿想象力的寓言作品使他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說家之一，他也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意大利“最獨特、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他每一部作品都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與令人拍案的構思。無論上一部作品獲得了怎樣巨大的成功，他都能夠推陳出新，在下一部作品中找到截然不同、更為新穎的創意。

他的作品從不沉重、從不悲天憫人、從不說教，他的文字里有最古老的傳說和最真摯的情感，那么多聲稱茫然和迷失的靈魂當在此找到歸宿。

卡爾維諾如同他筆下的帕洛馬爾先生一樣，對混亂無序的周遭世界感到不安，于是用畢生的時間試圖去對它進行認識。他已經不再用某種現有的體系、某種既定的理解模式去包羅雜亂無章的空間，也不再一味剔除自我，嘗試與世界建立一種客觀中立的呈現關系，做到百分之百絕對冷靜的描述。作家經過連續的文學追問和反思，認定空間思考的出路在于擺脫以往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既不模仿別人也不因循自己，而是在小說的語言、結構、文體等方面不斷做著拓荒者的工作，將小說與宇宙、物理學、哲學、人類學等新領域不斷結合，引領著其他作家的創作。

在這個英雄少有的年代里，我們有永遠等待戈多的貝克特，有和那只大甲蟲一樣絕望的卡夫卡，有游離于主流的個體知識分子王二，有靠著賣血熬過困難時刻的許三觀，還有那個焦慮與憤怒的麥田守望者。這些人物脫胎于我們最為熟悉的現實生活，表現著整個時代的困境和人類的掙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便利，然而世界變得越來越色彩繽紛時，卻也在變得茫然而沉重。

卡爾維諾和馬爾克斯以及眾多其他優秀作家一起，用華麗的篇章和精彩的故事展現了文學的種種可能，提出了文學在當代社會中自身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擔負的責任。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文學都不可能喪失自己的純粹。

卡爾維諾曾說，他自己不是一個哲學家，只是一個遵循故事內在邏輯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幻想與現實、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悠遠的過去與繁復的現在和未知的未來交織在一起，他的每一篇故事都在重新探尋一種邏輯的結構，支配那個虛構世界的規律總是帶有某種隨性、破碎性和偶然性。

在他的作品和回憶錄中，給我們較為清晰地提示了他同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者斯特勞斯和巴爾特等人的聯系，他的文學實踐早就為此做足了文章，多次運用過的結晶體、百科全書、迷宮等術語，無不清晰地闡釋這一主題。

卡爾維諾提出作家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去觀察世界，體驗社會生活，這種作家自身進行的體驗會使得作品打上作者自身深刻的烙印。《在驕陽和新月之下：伊塔洛·卡爾維諾講故事》的作者安吉拉·M.讓內審視了卡爾維諾復雜的小說世界中的文化、文學模型，集中研究了他對故事敘述的強烈愛好、其作品演化的不同階段。

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兄弟》開篇時所做的論述，“假使沒有不死，就沒有道德”；科學知識讓人們無法繼續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存在主義應運而生，精神分析學說對于文學的顛覆性影響，在科技發生最大變革的20世紀，文學也得以更加多元和包容，并且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筆者認為所有偉大作品之所以偉大，前提便是一個完美到不朽的開篇，這是經典能夠永存的保證。一個好的作家，一定是屬于世界性的，他會將人性與整個宇宙都掰開揉碎地觀察和思考。早在讀卡爾維諾的作品《樹上的男爵》時，就已被他吸引。這樣的震撼總會使我想到狄更斯的《雙城記》，那句“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提起杜拉斯的《情人》，便無法忘記“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所有關于時間和愛戀的蒼涼都在里面了。

一個好作家，一部好作品，未必會將話說透，也未必將情節布置得那么清晰，當作家看穿了一切，那么只是一個簡單的“半遮面”，將所有的情感抑制住，只用一個簡單的問候，便足以讓人意猶未盡。

作家的身上往往背負著更沉重的命運，他們理應更清醒，更睿智，更堅強，更擅長表達自我與時代，更懂得去同情和尊重，愛，還有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