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彈詞是主要流行在蘇浙滬吳語地區的曲藝說書形式，經常與蘇州評話一道被合稱為“蘇州評彈”。但較之徒口講說而類似北京評書的蘇州評話，蘇州彈詞則是說唱相間表演而具有音樂性的本體構成，且有三弦、琵琶等樂器伴奏。與蘇州評話在新時期以來發展的相對沉寂不同，蘇州彈詞具有從業人員較多、創演態勢活躍、藝術影響較大、發展水平較高的特點。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近40年間的發展，較之同樣采用方言表演的其他曲種，要風光許多。這不僅由于其自身的藝術積累較為豐厚，藝術發育較為良好，藝術個性較為鮮明，藝術魅力較為巨大；而且涌現出老中青幾代優秀演員，推出了一大批各種篇幅的精品節目。其清新雅致的審美風格和溫婉秀麗的說表彈唱，及在對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特殊藝術魅力，甚至被海外聽眾譽為“中國最美的聲音”。

然而，就是這樣一種發育較好的曲藝說書形式，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的發展過程中，也于自身藝術節目形態的不同變化中，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普遍性偏向及問題。風光之中存在著隱憂，欣慰的同時值得關切。

首先，“開篇”及“短篇”在新時期以來基本上發展成為蘇州彈詞相對獨立的演出方式和節目形態。但與“短篇”可視為故事內容簡短完整能一次演完的獨立說書節目不同，“開篇”式的短小抒情性彈唱節目，畢竟不是蘇州彈詞藝術的形態主體，更不能成為蘇州彈詞創演的經營重心或者發展常態。而隨著新時期各種綜藝晚會尤其是電視晚會節目需求的不斷增大，“開篇”式的短段節目卻幾乎成為人們日常欣賞蘇州彈詞的主要對象。對于“開篇”的創演，也成為蘇州彈詞界樂此不疲的主要任務。許多年輕演員甚至將此作為謀取名利的一條捷徑，導致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思去學習和掌握真正全面的蘇州彈詞藝術基本功。簡單的“彈唱”表演之外，“說表”和“放噱”等其他綜合性的說書表演技藝，因較難具備，直接影響著蘇州彈詞藝術的傳統繼承和全面發展。

其次，“中篇”節目成為許多專業團體的創演重心與經營“新寵”。傳統典范的蘇州彈詞節目，以長篇連回的形態為主，輔以靜場攏神和答謝返場的“開篇”彈唱或者“選曲”演唱。但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主題性的專場創演方式以來，由3至4回節目構成的一次性專場演出即“中篇”節目的形式，卻在“文革”結束之后的歷史新時期，成為許多專業團體包括業界人士偏愛有加的創演目標。驅動這種創演傾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卻不容忽視。問題的要害不在于篇幅本身，而在于這種“中篇”節目的演出方式，即不是傳統的一人“單檔”、二人“雙檔”或三人合作的“三個檔”的通常性演員搭配，而是其中的每回書大都要有兩三個不同的演員搭檔演出。這樣一來，一個通常3至4回的“中篇”節目，常常需要七八人乃至十余人的演出陣容。演出的成本因之陡然提高，而經營的困難也就相應增大，萬一哪個演員有事耽擱，勢必會影響正常的演出。同時，由于“中篇”節目的時間容量相對有限，一些需要充分展現才有聽頭的書情書理，無法從容地表達和體現。蘇州彈詞特有的“理、味、趣、細、技”等藝術特色和審美優長，因而便無從彰顯、無所附麗。再加上演員搭檔一多，一個人說表時，另外的演員冷坐身旁，看著也比較怪異和尷尬。為了化解這個矛盾，便要加強“起腳色”表演的代言式模仿對話。如此一來，“戲劇化”表演的成分不斷增加，而曲藝說書的特點勢必消減。盡管新時期以來也出現了《大腳皇后》《雷雨》等比較優秀的“中篇”節目，但由于上述問題的大量存在，也無疑增加了蘇州彈詞的創演成本，削弱著蘇州彈詞靈動簡便的自身特色。

再次，“長篇”節目的原創非常稀見，乃至出現了某種停滯。這一方面與“開篇”需求的增多和“中篇”創演的趨熱相關，另一方面也與演出條件的變遷和藝術追求的偏向有關。除了“長篇”節目的創作本身較難，通過長期的演出打磨和調整完善并在書壇上真正立起來因之更難；許多新時期成長起來的演員，由于學習和繼承傳統“長篇”節目的專業儲備不足，在書場里長年演出連回“長篇”經受鍛煉并成長成熟的機會不多，參與創作并打磨推出成熟“長篇”節目的概率因而也就變得更低。再加上“跑碼頭”駐場演出條件艱苦且收入微薄，面對市場經濟環境疲于賺錢養家較少充電提高而缺乏文化的積累與支撐，愈加影響著“長篇”節目的創作表演和學習繼承。

同時，藝術風格趨于單一，藝術追求偏重炫技。比如歷史上的蘇州彈詞表演，有所謂“方口”和“活口”之別，前者為定本說唱而后者多靈活發揮。新時期以來，由于“開篇”的走紅與“中篇”的受寵，使得從業者對于“長篇”節目的學習繼承和創作表演非常不夠。死記硬背說詞與唱篇的“方口”表演，成為一種常態。基于“長篇”說唱的“活口”功夫及其風格技巧，庶幾成為絕響。蘇州彈詞藝術原本充滿鮮活魅力的多彩風格，因之趨向單一和僵硬。又如蘇州彈詞的基本功，有所謂“說噱彈唱”諸樣，其在舞臺表演中的運用，是綜合有機的配合。但新時期以來蘇州彈詞界的許多人，將“彈唱”以及“流派唱腔”的形成即對習慣上以個人姓名來命名的“某某調”的創制，作為自身藝術追求的主要目標，并因此而忽視了其他藝術修養的全面養成與舞臺運用。不懂得也沒有意識到，某種基于個人特點的表演風格或唱腔特點的真正形成，是由個人的天賦條件、節目的表演需要和時代的審美風尚等因素，共同作用并有機結合的熔鑄結果，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并非一廂情愿的簡單促成。而這些看似僅屬創演偏向的背后根源，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以及沒有真正把握說書藝術自身的基本規律而緣木求魚的理論迷誤。

蘇州彈詞在新時期以來隱藏于表面風光之下的這些創演偏誤，不只暴露著其在藝術繼承方面的嚴重缺失，也暴露著其在藝術發展方面的觀念迷失。其他包括“開篇”彈唱不時夾雜進去的許多伴舞現象和“起腳色”時大量存在的過度代言性“對話”表演，實際上也是新時期曲藝創演普遍存在的“歌舞化”和“戲劇化”傾向在蘇州彈詞中的一種體現。正視這些問題，克服這些弊端，便成為蘇州彈詞在未來實現健康持續發展的主要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