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銓對德國漢學的關注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博士論文《德國文學中的中國純文學》主要就是研究德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關系，這就自然必須充分關注德國漢學的成績與不足，他自己顯然也是心高氣傲，對德國漢學頗有“指點江山”的豪情壯志，其批評挑剔，也確實不無道理。

一般的漢學家和譯者我們且不論，就名家來說，陳銓首先就選中了衛禮賢和顧路柏，他說：“如果我們再去翻一翻閱在德國最負盛名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一部是衛禮賢（Wilhelm）一部是格汝柏（Grube），看見他們講中國文學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們也會同樣地失望。”這里被點名示眾的乃是兩位大漢學家，即衛禮賢、顧路柏。對衛禮賢，陳銓總體還是肯定的，盡管如此，他還是頗不以為然：“就是像衛禮賢那樣深造的學者，對于中國文化在德國方面那樣有貢獻，在他作的中國文學史里邊，居然說《紅樓夢》是‘禁書’，稱《玉嬌梨》是一篇‘短篇小說’。”《玉嬌梨》篇幅適中，但《紅樓夢》則確實有過被禁的歷史。衛禮賢撰有一冊《中國文學》，短小精悍，不能說有多么詳盡，但倒也眼光獨到，不失為一部了解中國文學的入門書，關于《玉嬌梨》的論述是放在縮小的字體中論述的，集中討論了一批在中國本身文學史脈絡里未必很重要，但卻在歐洲獲得殊榮的作品，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白蛇傳》等；而且這里陳銓對德語文類概念的理解或許略有偏差，稱《玉嬌梨》為“諾葦樂”（Novelle），其實并不錯，Novelle雖然譯作“中篇小說”，但它對小說的情節和結構有著嚴格的要求，與篇幅卻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有的“中篇小說”還沒有短篇小說（Erzaehlung）長，而有的“中篇小說”又接近長篇小說（Roman）的規模。當然，若說陳銓對衛禮賢的批評過于苛刻或許未必，因為如果放置在一個整體的翻譯史脈絡中，其實還是肯定居多：

洪德生實際上不是翻譯的人，是改編的人。我們讀他的改編本，我們應當只認作洪德生的詩，不應當認作原作者的詩。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認為他的改編本，是有價值的作品，真正準確精美的翻譯，還不多見。方塞卡的《灰闌記》，依據裘利安的法譯本，還有不少的錯誤。汝德伯格出版的《古代中國愛情笑劇》不過敘述五本元曲的內容，它既不能算翻譯，也不能算改編。我們有個印象，好像汝德伯格聽見別人談過這五本戲里的故事，從記憶里，錯誤遺漏地重述出來。惟一好的翻譯，只是佛爾克的《灰闌記》。此外還值得稱贊的，就是衛禮賢的翻譯，特別是他兩本關于莊子的戲劇：《蝴蝶夢》同《劈棺》。

這里涉及到多位歐洲漢學家，譬如洪濤生、儒蓮等都是，可見陳銓對西方漢學相當熟稔。但是，我們要理解的是，陳銓之所以如此鋒芒畢露，與其基本學術定位有關，他對自己研究的目的性有很明確的設定“說明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影響的程序”“就中國文學史的立場來判斷德國翻譯和仿效作品的價值。”陳銓所試圖達到的，是三層境界：第一層，展現的是“考據功夫”，希望通過細致扎實的譯本校勘，來對德國漢學界（或中國文學德譯狀況）的“誤讀”進行客觀的學術批評；第二層是“義理判斷”，即站在中國文學的價值立場來考量德國人工作的“是非對錯”；第三層，是“理論構建”，即試圖建立一套外國文學譯介輸入（首先是中國文學德譯）過程的“三階段說”。但他或許有著太過強烈的主題預設立場，所以在基本層面的工作并不足夠細致，譬如對衛禮賢的批評就不夠扎實。

留學生對漢學家的批評，自來就有傳統，辜鴻銘當年批評翟理斯（Giles），就以《一個大漢學家》為題，批評說：“翟理斯博士早就享有大漢學家的名聲。如果從其已出著作的數量來看，他是不枉此稱的。可是我以為，現在已不能只看數量，而該是對他的著作進行質量和真正的價值估定的時候了。”這其實不足為奇，因為留學生群體對于本國文化有學脈在身之感，又兼能走出國門，對留學所在國文化往往也頗有了解，自覺能融通中外，返觀中國自以為有更為深刻的認識，所以對漢學家常常不以為然。譬如陳銓對歌德與中國小說關系的研究，雖然也引證了一些材料，但其對翻譯史演變軌跡的考察顯然不如范存忠細致，而且關注的重心仍舊落在了“對于歌德所讀小說譯本和原文的評價”上，他倒是充分發揮出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的母語優勢。但我們必須也要意識到，陳銓雖對漢學家多有挑剔指摘，可自身并非十全十美。譬如他批評西方譯者關于“好逑”的翻譯，可自己的解釋就有問題，說：“‘好逑’兩字是從《詩經》中第一首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取來，‘逑’是伴侶的意思，‘好逑’就是說很好的伴侶，《好逑傳》的作者要想描寫一段理想的婚姻，一個幽賢貞靜的淑女，配得上作君子很好的伴侶，所以把書名取作《好逑傳》。”實際上，這個“好”是形容詞作動詞，乃“喜歡”的意思。

根據陳銓自述，其最為感謝的是美國人譚唐（Danton）教授（奧柏林），正是后者將其引入了德語文學之門；而在留德期間的博士導師，則是基爾大學的李普（Liepe）教授。從學歷師承來看，他是繼承了日耳曼學的衣缽，而非英語文學。考察其一生學術軌跡，脫胎于清華時代，作為吳宓門下三杰之一，陳銓很有自己的特立風骨，也確實才華橫溢，讀書之際即已發表小說，嶄露頭角；日后先留美、再留德，其博士論文開辟的中德比較文學領域在漢語語境中可謂開后來之風氣，其學術貢獻是顯著的；到抗戰時代，作為戰國策派主將之一而叱咤風云，更是思想界和文學界都矚目的人物。這都與其早年求學尤其是留學時代的收獲分不開。

留德時代，陳銓也曾在柏林求學，按照傅吾康的說法，他1937年來華后，曾“騎自行車去城外的清華大學，再次見到我柏林時的語言交流伙伴、清華大學的德語教授陳銓”。如此，陳銓與德國漢學家有過直接交往，亦屬查有實據。也就難怪，陳銓對德國漢學界的成果了如指掌。就其指點江山、議論風生來看，陳銓確實有著一般日耳曼學家難以企及的漢學學術修養，對德國乃至西方漢學界的學術成果也算相當嫻熟，但他所采取的態度則并不讓人恭維，過于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他人，并非一種“知學”的態度。我們要意識到，漢學家雖然是外國人，但其所觀察中國的角度往往與國人不盡相同，尤其是那些有純正求知立場的漢學家，絕非一般人可比，可以對中國研究起到“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作用，豐富對中國自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