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青銅方鼎

后母戊鼎銘文

“后兔母”圓尊和方尊

編者按

11月1日本報第33版發表了記者專訪《司母戊鼎名稱不容置疑》，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作為國家博物館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已被收入到中小學教科書中的國寶重器，“后母戊鼎”的定名經歷了怎樣的認識過程，又是如何一步步論證的？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孫機先生特撰寫此文，幫助讀者撥開迷霧……

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的一件商代青銅方鼎，高一米多，重量近一千七百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陽武官村，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古銅鼎。此鼎以其宏偉的體量、端莊的造型、瑰麗的花紋、堂皇的氣勢，雄踞于我國古代青銅禮器之巔。鼎內壁鑄有三字銘文，應代表器主。這三個字有人釋為“司母戊”，故大鼎曾名“司母戊鼎”。可是從1983年以來，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中，經過進一步研究，已將大鼎的銘文改釋為“后母戊”；此鼎遂定名為“后母戊鼎”。在博物館中此名稱一直沿用至今。不過仍有稱之為“司母戊鼎”的。對于如此重要、受到萬眾矚目的國寶，不應該沒有一個準確的、統一的叫法，那么，國博的定名對不對呢？看來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加以探討。

在大鼎的銘文中，“后”字寫成反文，作“ ”。本來甲骨文中許多字的寫法左右無別，如 （，明705——此為甲骨文出處，下同，編者注）或作 （綴23）； （臣，乙696）或作 （粹1152）； （尹，續6.17.1）或作 （丙71）； （旬，甲2410）或作 （鄴1.35.1）； （好，乙3164）或作 （庫237）； （朕，甲2304）或作 （丙128）等，例子很多。這些字讀起來從未引起誤解，因為無論向左向右，都是同一個字。大鼎上之反書的“后”字亦同此例。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圓尊和方尊上都有“后 母”銘文，其中的“后”字在兩個尊上的寫法就一反一正，卻不能認為它們不是同一個字。現代書法家偶爾把“秋”字寫成“”，還保留著這種寫法的遺意。

上古時代中，“后”泛指君上。《尚書·仲虺之誥》說：“徯予后，后來其蘇。”這里的“后”指商湯。所以《爾雅》就說：“后，君也。”在古文獻中，后益、后稷、后羿等君主之名屢見不鮮。連帶而及，“后”字亦訓后妃之后。比如婦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之一，卜辭中就稱她為“后帚好”（合集2672）。母戊也應是武丁的配偶，鼎銘中稱她為“后”，正是合情合理的。這種稱謂甚至可以追溯到夏代，《左傳·哀公元年》說過澆殺了國君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后緡是相的配偶，她也被稱為“后”。

商代稱呼貴族，習慣在私名之前加上爵稱，如“侯虎”（前4.44.6）、“白（伯）） ”（丙52）、“亞”（亞鐃）等，和“后戊”的詞序一致。不過后戊的地位更為尊崇，所以鼎銘中未直呼其名，而用了“戊”的廟號。至于“母”，則指她的輩分。在甲骨文中，祖母一輩的稱“妣”，母親一輩的則稱“母”。“后母戊”三個字將器主的爵稱、輩分、名號都包括進來了，堪稱實至名歸，文從字順。

不過和一般左右無別的字不同的是，“后”字的反文不僅是寫法上的變化，它還代表另一個字，即“司”。“后”、“司”兩字互不相干。在甲骨文中，這種情況很少見，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甲骨文中有“司工”（存1.70），“司”指職司。《說文》說“司”是“臣司事于外者”。那么“司母戊”豈不成了一位辦事人員，這當然講不通。于是有的研究者乃將“司”解釋為“祀”。商代有時以“司”字代“祀”，如言“王廿司”（前2.14.4），但這里指的是年份，不是祭祀。甲骨文中祭祀的“祀”字作“ ”，是個常用字，如言“祀于河”（乙2587）、“祀祖乙”（存1.257）等，但在這類詞句中，沒有一處是用“司”字來代替“祀”的。青銅器銘文中更絕未見過“祀母戊”、“祀母辛”之類寫法。或以為“司”字與“祀”字讀音相近，便可通假。但漢語中的同音字數量巨大，好些字的讀音雖相同或相近，用意卻毫無關聯。而將大鼎銘文的首字釋“后”，卻既有出土的金文為證，又有傳世文獻作依據。在這些證據面前，釋“司”就全然站不住腳了。

至于甲骨文、金文中有時以“毓”代“后”，這兩個字可以兩存，本無足怪，不過它們的側重尚有區別。卜辭中常用“高”字和“毓”字代表世代的先后，如言“高且（祖）”、“毓且（祖）”（均見粹401）；“高妣庚”（前1.36.5）、“毓妣辛”（遺363）等，則“毓”有先后之后的含義，與上述“后”字的用法不盡相同。

當代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多稱大鼎為“后母戊鼎”。唐蘭先生力主此說，并指出：“春秋時‘叔夷鎛’講成湯伐夏后，‘后’字也寫成‘司’”（見《考古》雜志1977年第5期），他舉出的是一條很有力的證據。李學勤先生在討論婦好墓出土器物中的“后母辛”銘文時，也明確指出“后”是身份（見《文物》雜志1977年第11期），這些論斷不容忽視。

總之，在“后母戊”銘文中，“后”是爵稱，也是指她的地位和身份，用意非常明確，故此鼎仍以稱“后母戊鼎”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