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明老師這個小說的第一稿就給我看過，原來是雙線敘事，以馬垃為主線，以慕容秋為輔線，后來修改時進行了許多調整，首先是結構分為上下兩部分，形成一種對話性敘事，還對慕容秋的形象進行了充實，逯永嘉等人物也增加了很多筆墨。這個作品出來之后，在我們湖北引起了很大反響。我曾經以讀書會的方式組織一批評論家做了一次座談。我和繼明老師還做了一個對話《在“后撤”中前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今天，我只想談談馬垃這個人物。繼明老師塑造的這個人物，為我們認識中國當下的文學，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標本。《人境》跟他之前寫的作品在精神上具有延續性，全景式掃描鄉村與城市，聚焦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以及資本新貴、官員階層，以巨大的歷史涵蓋性和高度的藝術概括力，書寫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社會生活，呈現出一種“史”的力量和“思”的品質。

在這部小說中，故事情節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表現對象，不同人物的命運以及他們的思想觀念之間的碰撞才是描寫的重點；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一樣，這部小說的主要人物，譬如馬垃、慕容秋、逯永嘉、馬坷以及辜朝陽、何為等，都是具有獨立意識的個體，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思想光華。尤其是馬垃，與當代文學畫廊中的其他人物迥異，堪稱一位從蒼茫大地上站立起來的“世紀新人”。這個逡巡在大地之上，“目光堅定、神情沉著，身上散發著泥土氣息”的中年男子，讓我們不禁想起盧卡奇說過的一句話：今天世界上普遍地渴望著這樣的文學——它能夠把它的光芒射進我們時代的叢莽之中。他的出現預示著 “世紀新人”的誕生，無論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歷史和當下現實，還是對于反思新時期文學創作，都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每一個寫作者在處理歷史記憶和日常經驗時，都無法回避對中國的“革命時期”與“告別革命之后”兩個時期做出價值判斷。按照新時期以來流行的意識形態邏輯，凡是“革命時期”的種種社會實踐，都被認為是背離世界文明主流和反現代性的而遭到批判，兩個歷史時期被人為地“斷裂”了，表現在文學中就是對前后兩個“三十年”中的社會生活和人物進行簡單化處理，以粗暴的政治判斷取代復雜的美學判斷，導致前一個時期的人物被過度地漫畫化、妖魔化，后一個時期的人物則被膚淺地物欲化、原子化和歷史懸空化。而在《人境》中，繼明老師超越了流行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互為否定的思維，將兩個時期都置于歷史正向的視域之中進行清理，也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最重要的時代主題——對于“現代性”的求索——上來進行整體反思。他突破了流行意識形態的遮蔽，潛入到歷史和現實的復雜邏輯之中，試圖對歷史的“斷裂”進行整合。從這部小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前三十年”象征的馬坷所負載的價值觀和作為“后三十年”象征的逯永嘉所負載的價值觀都成為歷史的積淀物，被馬垃所繼承，以致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令他陷入迷茫而無所適從。就像盧那察爾斯基在《論文學》中曾經指出的，“在社會危機尖銳的時代，即是在各種互相矛盾的強大社會潮流影響之下，俗語叫‘靈魂’的那個東西將分裂成兩部或好幾個部分”，于是歷史“中間物”意識就會產生。馬垃恰好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因此必然產生作為“中間物”的困惑和痛苦。一方面，他深陷于“歷史”，也就是傳統社會主義遺產和新時期啟蒙主義遺產之中難以自拔，但現實的處境又讓他對“歷史”保有質疑，這就導致了他的自我反觀和自我否定意識；另一方面，他熱切地追尋人生意義，對“生”——未來、希望和覺醒的世界，還有 “死”——過去、絕望和衰亡的世界，對這些問題有著深入思考。作為歷史“中間物”的他不僅映射出一代渴望變革者沉郁而復雜的精神史，也隱喻著社會新變的可能。正如所有偉大的作品一樣，重要的不在于呈現歷史，而在于揭示歷史的必然。

繼明老師沒有止步于對歷史“中間物”的表現，而是對這個能夠象征歷史發展必然的人物進行著更加豐富和完整的塑形。當馬垃心中的激情被列文、保爾等人所秉持的理想主義光芒照亮之時，那些沉淀在思想深處的彼此沖突、相互駁詰的觀念也在“斗爭”中逐漸走向有機融合……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風車、夢和游泳等意象，不僅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也是演變中的精神世界的隱喻。當馬垃穿越思想的夢寐而覺醒時，其實也就獲得了“新生”，從此開始了立志改造社會、重建烏托邦的實踐。在馬垃的身上，我們既看得到傳統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影子，又看得到新時期以來啟蒙主義者的影子，譬如對于個人價值的追求，還有對于生與死等終極問題的思考，以及對情愛的困惑等。馬垃不再是一個平面的、單向度的、喪失了歷史感的人物。他從“新”“舊”兩個時代中脫胎而來，更像一個優生的“混血兒”，表現出強大的思想輻射力和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機。他不僅實現了對于“斷裂”歷史的續接與“縫合”，而且也凸顯了自己作為“世紀新人”的形象。

我們知道，新時期文學肇始于對 “人”的重新發現和回歸，此后“純文學”更加強調個體“人”的觀念而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是，隨著“個人化寫作”、“私人化”寫作觀念甚囂塵上，作家們紛紛將視點由“外”向“內”轉，回到個體存在，疏離甚至懸空社會現實和歷史，熱衷于表現“自我”、“小我”，表達所謂抽象的、共通的人性，而不再注重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去塑造人物、從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去表現人性，文學變得越來越不及物，人物也變得越來越原子化、平面化、空心化。而自1990年代以來，繼明老師的寫作就一直與這種文學主潮背向而行，在《人境》中更是以一種“后撤”的姿態向前，繼承并創新了批判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手法，創造出了像馬垃這樣能夠折射時代本質的典型人物。馬垃既具有沉思的品格，又具有很強的行動性，繼明老師一方面在“向內”的維度上充分揭示其精神世界的深廣，另一方面又在“向外”的維度上對他進行了豐富而堅實的塑形。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將人物置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多維關系中去考察，才可能表現出復雜的人性，才能確立人的根本價值。在小說中，馬垃種植綠色生態果園，創辦“同心合作社”，投身農業市場經營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組織村民抗擊洪水、抵制污染企業，始終是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行動。特別是他與慕容秋的關系，更是一種相互召喚、互為映襯的關系……而且，他的所有社會實踐，都回應著這個時代的主題——全球化、市場化對鄉村社會和人們心靈的影響。馬垃的“烏托邦”重建關涉著我們時代最關鍵、最本質的一些問題，譬如價值撕裂、階層固化、城鄉對立、環境污染、跨國資本掠奪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像“精神導師”一樣啟發著谷雨、草兒、小拐兒等青年，同時，他又從他們的身上獲得力量。在“集體”中，他堅定了直面現實的勇氣，也將對于人生意義的追尋落到了實處。

從馬垃這個“世紀新人”身上，我們看到一種新的美學觀念在生成。從文學觀念層面來看，繼明老師力圖將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歷史的”的人統一起來，并將其置于復雜的社會歷史運動中來揭示人性的復雜和時代的本質；從藝術手法層面來看，他吸取了先鋒文學的某些因素，譬如對象征的大量運用，像小說的開頭第一句話，“大約是2000年，距中元節還有幾天，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用“大約”來修辭“2000年”，就使得小說的整體氛圍和人物具有強烈的虛擬性。還有桃園、風車、洪水等大量象征性意象。同時他還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手法，譬如對于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白描手法的運用等。

我們也看到，馬垃終究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失敗者。在小說的開篇，繼明老師寫到他像哈代筆下走出的某個人物，其實就是用《還鄉》中的主人公克林的命運來暗示他的命運。在這個由資本和權力主宰的時代，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其實早已被日趨固化的社會結構所限定，他的掙扎，他的呼喊，根本無法穿透現實的鐵幕，他的力量最終消散在茫茫曠野中，而不可能真正成為歷史的主體。當然，繼明老師仍然想賦予他歷史的主體角色地位。馬垃一直在寫一部書稿，那是一部自傳式的作品。這似乎也在暗示，當目標在現實世界中無法達成時，馬垃依然保持著理想主義的激情，在持續的自我批判中完成著主體塑造。他既屬于現實，也屬于未來，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生長的“世紀新人”。

（作者單位：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