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劉慈欣：假如外星人真的來了，人類會立即面對哪些問題？

12月4日下午，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和美國科幻小說家金·斯坦利·羅賓遜在北京啟皓空間進行了一場名為“科幻與現實的邊界”的對話。此次活動由大象公會主辦，北京華章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

羅賓遜共獲得1次世界奇幻獎、2次雨果獎、3次星云獎，他的《火星三部曲》為其最負盛名的作品。作為火星移民的奠基之作，《火星三部曲》的故事跨越百年，講述了2026年到2128年之間首批地球移民在登陸火星之后遭遇的種種困境以及改造火星的努力。而劉慈欣作為亞洲首位雨果獎的獲得者，他的《三體》系列則講述了人類和外星文明的種種遭遇，深受廣大科幻迷的喜愛。

遭遇外星文明為何是科幻小說的母題？這其中有何種哲學思考，又牽涉到什么現實問題？與外星文明相遇之后的人類何去何從？針對上述問題，兩位科幻作者展開了對話。

遭遇他者在科幻小說中不僅是哲學問題，也是現實問題

“比如說，現在外星人來了，我們看到一個飛碟，我找誰去？我跟誰匯報這個東西？誰管這事兒？”

劉慈欣說，描寫外星文明和來自宇宙的力量是科幻小說一個永恒的主題。但他也表示，《三體》是被一些同樣描寫外星文明題材的小說中所缺失的想法所驅動的。這種缺失的想法即是：人類歷史從文明的開端一直到現在，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事情，但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他者。這個他者的智力和人類相當甚至高于人類，他有自我意識。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存在，這意味著如果把人類比作一個人的話，那么這一個人自始至終是在地球時間的荒原上在游蕩，可是假如人類已經游蕩了——按人類歷史50萬年來說，按文明史一萬年來說——一萬年之后突然發現前方還有一個人，這個時候對這個人的精神，對他的方方面面，對他將來的命運會產生什么影響？劉慈欣認為這種影響遠比人們想象得要大，也比所有科幻小說中描寫得也要大。

因此劉慈欣在書里面提出了零接觸的概念，人類僅僅是知道外星文明的存在，而不是和它去接觸，僅僅是這么一件事，可能對人類的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劉慈欣寫《三體》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基礎。

他說：“縱觀人類歷史，人類一直在想象中去尋找他者，宗教本身也是一個尋找他者的努力，從宗教中尋找出那種比人類高許多的他者，上帝也好、別的神也好，還有一些很邪惡的他者，魔鬼也好、撒旦也好，不存在的他者出現在文明中，可能漸漸在人類的頭腦中失去了真實性。而外星文明這個他者，至少它有可能是真實的。從這個角度上描寫外星文明，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最初的一個感覺，一個想法。”

但與此同時，劉慈欣也表示他者的問題不僅僅是個單純的哲學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在科幻小說中十分現實的問題。“比如說，現在外星人來了，我們看到一個飛碟，我找誰去？我跟誰匯報這個東西？誰管這事兒？這都是一個問題。所以說科幻小說中描寫很多看似很終極的哲學問題，其實是很現實的問題，包括外星人問題，它所描寫的未來的烏托邦的問題，像羅賓遜先生的書中火星中的烏托邦的問題，有很多現實中的影子。在我們飛速變化的時代，我們的變化是非線性的變化，變化很快，隨時都有可能會產生一個或某個技術突破，來完全改變我們人類社會的形態。現在所謂終極的哲學問題，那時候可能就是火燒眉毛到眼前的事兒了，這也是科幻小說的一個價值。”

劉慈欣還認為科幻小說其實傾向于把整個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現在這個人就在一個宇宙的荒漠中孤獨地待著，這種情況下，他者對于這個人來說并非完全是一個哲學問題，他者的問題，其實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最大的不確定性之一。因為他者可能一萬年也不出現，也可能明天早晨就出現了，假如明天早晨出現的話，那么人類無論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理論上都完全沒有準備。

關于將外星文明視作他者的問題，羅賓遜也做出了回應。羅賓遜認為，科幻作品更多的探討人和社會、和行星、和宇宙之間的關系，這里就牽涉到很多哲學問題。羅賓遜覺得科幻具有非常強大的文學力量，它就像是詩歌一樣，帶來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意義，關于最深層的真相。

羅賓遜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科幻故事，所有人都在共同講述我們自己的這個科幻故事。這就是人類歷史的全部，它本身就是一個科幻故事，因為科技，因為宇宙學的研究，隨著科技大爆炸，所有的這些事實，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說馬上就生活在月球上，但是我們現在其實像克隆等等技術，已經進展得非常快速了，也許你可以完全復制一個你自己。”

外星文明可能讓人類社會產生兩種相反的可能性

“假如外星文明來到地球了，他們給人類提出一個條件，你們當我的寵物或者更殘酷的，你們到我們的養殖場，長到多少歲殺了吃，你們答應還是不答應。”

沿著這種面對他者的不確定性，兩位作家探討了這種不可知的最大挑戰究竟是來源于未知，還是來源于人性。劉慈欣認為首先人類大大低估了外星文明的不可知性。

劉慈欣說：“真正穿越千萬光年到達我們世界的有超級智慧的外星文明，我們遇到第一個問題可能是難以想象的，即我們真的能認出那是文明嗎？這是一個大問題。比如說，一群蜜蜂真的認為我們是一種文明嗎？它們也許在想，這些人蜂蜜在哪里找不到，花在哪兒找不到，他們造蜂巢，造得太糟糕了，一點都不標準，因此它們沒有辦法認出我們是超級智慧。同樣的，真正的外星超級智慧到達我們世界的時候，他的行為方式，他的思維方式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即便我們真的和一種文明面對面，我們感受到了他們強大的力量，但這種力量來自于一個文明還是來自于一種自然現象，到時候可能很難區分的。我們要理解他們可能比我們想象得要難得多，而雙方如果想要平等地交流，除非對方放下身段，就跟我們放下身段跟蜜蜂交流一樣，這是我們面對的嚴峻現實。”

而在回答挑戰來源于人性本身還是來源于未知文明時，劉慈欣說兩者皆有。外星文明的出現對人性、政治和社會形態，可能產生截然相反的兩種可能性。科幻小說作者的工作是把這些可能性排列出來，但卻并不知道究竟哪種可能性會真的發生。其中一種可能是一旦外星文明出現，對人類造成了威脅，人類文化將更具有作為種族總體的意識。

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外星文明的出現加劇了人類內部的分裂。“比如，我們跟他們合作還是與他們對抗。我舉一個更生動的例子，假如外星文明來到地球了，平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他們給人類提出一個條件，你們當我的寵物或者更殘酷的，你們到我們的養殖場，長到多少歲殺了吃，你們答應還是不答應，不答應就完了。針對這個條件人類肯定產生巨大的分歧，會有一部分人答應，會有一部分人堅持抗爭，堅持抵抗，還有一部分人可能選擇某種更奇怪的途徑。這種分歧是致命，是巨大的分歧，也許會在人類文明的內部產生你死我活的戰爭。”

羅賓遜認為，如果人類移民到火星，更大的挑戰將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非人類與火星文明之間的關系。去了火星后，如果那里有足夠多的人類，在地球上的問題在火星上將會依然存在。羅賓遜說環境會限制人類生存的條件，但是其實火星僅僅只是地球處境的一面鏡子，因為地球對人類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人類在地球上面，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當人類作為一個全球的文明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沒有一致的方法，人類的協同也沒有辦法解決環境的問題。

羅賓遜說：“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在火星上解決所有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就跟我們能不能解決所有地球上的問題是一樣的，因為在地球上要支持80億人口的生存，是非常困難的，而在火星上面也是這樣子，這么多人要生存下來，我們如果沒有這么多的資源，很可能出現人殺人的現象了。當然了，我們也擅長合作，在未來我們肯定會制造出很多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合作。”

劉慈欣：我是個樂觀的人，很多學者因此抨擊我

“我認為要達到我所認為的那個樂觀的人類美好未來，可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還得在這中間某些關鍵階段，做出至關重要的選擇，這個選擇如果做錯了，可能未來就是悲觀的。”

劉慈欣說，科幻文學和傳統的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區別，是后者集中于描寫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但是科幻文學在描寫這兩種關系的同時，則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人和大自然，人和宇宙之間的關系，這是科幻文學對于文學的一個超越。

在談及自己是個樂觀還是悲觀的科幻作家時，兩位均表示是樂觀主義者。

劉慈欣說：“說起來我絕不是一個悲觀的科幻小說作者，恰恰相反，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對科學所創造的未來，充滿樂觀，因為我的這種樂觀，還被很多的學者感到很不滿意，抨擊我。我認為要達到我所認為的那個樂觀的人類美好未來，我們可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還得在這中間某些關鍵階段，做出至關重要的選擇，這個選擇如果做錯了，可能未來就是悲觀的。在這個過程中，同時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我相信科學和文明是有可能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的。”

羅賓遜表示同意劉慈欣的看法。羅賓遜認為科幻小說本身需要一種世界觀，而這個世界觀告訴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未來，不單單只是考慮到我們自己的未來，還要考慮到社會的未來。當這么考慮的時候，將會有非常好的故事產生。所以在科幻小說當中，樂觀是非常自然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未來是不一樣的，而且會非常有意思。現在我們所做的就會決定未來的走向。因此，科幻小說作為一種風格，每一個科幻作家，其實都傳承了這種信息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