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到， “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創作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又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優秀作品，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這無疑在給軍旅作家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講述中國故事，需要詮釋的是中國精神，而作為中國精神的文學讀本，則應張揚一種中國風格和氣派。尤其是承載著強軍夢的故事，最能夠體現這種正大氣象，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決文學有高原而無高峰的問題。同樣，藉著中國氣派，中國文學才能走向世界。

我對于中國氣派的覺醒與覺悟，源于寫青藏鐵路《東方哈達》一書。彼時，我的火箭兵系列文學作品《大國長劍》 《鳥瞰地球》 《導彈旅長》和《水患中國》皆已出版，并先后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可是，我對于中國氣派的理解與追尋，仍處于朦朧之狀。是年早春，我入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學習，上的是大文化課，視界闊大，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戰略、哲學、美學無所不包，且班上才俊畢集，格調皆高，四個多月下來獲益匪淺。然，此時我卻萌生了一種中年作家的危機感，仿佛剛一腳踏在文學涅槃的門檻上，對自己十年專業創作的成就產生一種嚴酷的拷問與置疑。因此，這一年，本該力作迭出，可我卻埋頭讀書之中，僅寫了一篇大散文《城郭之輕》 ，此為春夏之交，魯三班才俊佳麗到蒙古帝國的廢都多倫轉了一圈之后的習作。將近半年，我僅創作了此文，而個人卻深陷文學危機，以為時間對每個作家的淘洗很殘酷，也許二十年、五十年后，人們的書架上不會再有我等的著作。恐慌和悵然之際，深秋姍姍來遲。時，我已經連續四載在青藏鐵路采訪，工程將近尾聲，這是我最后一次上青藏線。那天清晨，我乘坐列車駛往格爾木之時，昆侖山將近，突然有一列下行的列車迎面駛來，與坐在列車窗口的我擦肩而過，驀然回首，一個激靈掠過，青藏鐵路一書的構思躍然而出，就以上行下行列車兩條線索而寫，上行列車寫修路的故事，從北京仰望昆侖，一站一站地講筑路人的故事，下行列車則是吐蕃與漢民族一千三百多年間來由地理對峙、戰爭殺戮、直至和親的融合之旅。萬里青藏，佛陀天國，雪風烈烈，香草美人，遼遠艽野，天邊一片宗教之藍，經幡滾滾，如此繁復的歷史視窗，卻因為有了文本的創新，而縱游八荒，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我對于中國的氣派和風格的探索，因了有鐵路哈達圖騰般的想象，將懸掛于唐古拉和昆侖山上的哈達隱喻為鐵路，寒山而下，其標識和圖騰于焉，境界從此大開，便可以捭闔古今，直抵歷史縱深，再回到現實之中。于是乎，從文本結構到文學敘事，皆有一種濃烈的中國風在吹蕩，氣韻沉雄。最早刊發此書的《中國作家》原副主編蕭立軍當時斷言： 《東方哈達》別開生面，文本創新意識極強，為國家重大工程寫作探出了新路。彼預言，十年之內，寫工程建設無法超越此書。這是一部浴火重生之作，因了追尋中國氣派的敘事，自己第一次有了一種心馳八荒、高樓四面風的從容與自信。

何為中國氣派？那就是上古的正大氣象。遠可以溯春秋騎士之風、貴族風度和俠士之義，而承載其中的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思想底蘊，其猶如一口深深的人類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國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盡。

然，檢視當下之中國文學，離中國氣派漸遠，亦鮮見中國文學精神在流淌，原因何在？在于我們皆迷失于物欲橫流之中，咀嚼那點小感情、小風月、小世界、小情調。故將文學的自我，迷失于歷史與時代的深谷之中。

佇立于歷史的看臺上，遙望百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猶如一炬荒火，投向古老的中國文化，燃起烈焰萬丈。故因了西學東漸，眾多知識分子百年奔走，卻救國無門，惟有以夷為師，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掀起白話文運動。從此，上古時代中國氣象不再，古漢語之高貴、典雅、洗練之美盡失，唐詩、宋詞的平仄押韻節奏之美崩潰，一夜之間，中國文學被完全歐化，變成一個個、一段段，一篇篇繁復、冗雜、累贅的長語、長句、長文，毫無精粹之感。由此而來，中國文學失去了本色，迷失了自己，完全找不到北。太史公的經典細節之美，唐傳奇簡約之美，元雜劇的一詠三嘆，明話本章回小說之雅， 《金瓶梅》浮世繪群雕，《紅樓夢》高古典雅之美，皆流失了，使中國當代文學評價標尺完全歐化，世界性似乎有了，卻有克隆之嫌，中國韻味和氣派無文無神，成了一條無源無水的干涸河床。毋庸置疑，倘若傳統文化缺席，創新便無根無魂。同樣，沒有中國文學的道統和法度可依，遑論中國氣派和中國精神。縱使那些走向世界前沿的文學，至多也是拾人牙慧，或者是某種文學流派的翻版。文學有高原無高峰的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

然，幸哉，百年遺恨，百載奮斗，百年一夢，隨著改革開放大門的洞開，中國人歷經劫難，終于從波瀾壯闊的歷史三峽走了出來，大江東去，一經滄海，終難為水，除卻巫山神女峰猶在。文學的女神猶在，波平如鏡之中，中國之船終于駛出三峽。而今，我們所處是一個最輝煌無比、亦有陰霾鎖城的時代，財富豐沛，文化多元。中國作家生得其時，此為一個催生偉大文學的時代；中國作家亦生不逢時，頭頂之上有一個并不深邃的文學天空。前者，全球化的浪潮，奇跡與怪事咄咄，讓文學想象貧瘠的中國作家，感受到了真實大于想象的駭然；后者，欲望化和碎片化多元訴求，令許多作家在戰栗、悸動或迷失自我，無法駕馭時代，無法找到自己，更無法把控文學，故使得本可以誕生一部部偉大史詩的時代，卻讓中國作家深陷有高原而無高峰的尷尬與窘迫；特別是軍旅文學不能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次第由盛而衰，從主流喧囂漸次走向邊緣與寂靜。

熱鬧何其之幸，寂寞夫復不幸？ ！其實，對于中國的作家來說，寂然何嘗不好，退步園中，蟄伏書齋，拉開距離來觀察社會。寂寥時刻，可以反思過去，瞄準未來，重新歸零，再整裝待發，更好地吮吸中國古典文學菁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對個體、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奮斗，推動我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史詩是人民創造的，不論多么宏大的創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而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

竊以為，講述中國故事，凸現中國精神、氣派和風格，中國作家尤其是軍旅作家任重道遠，必須回歸，從中國古漢語的高貴、典雅和古典敘事文史哲高地上整裝出發，深淘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哲學思想之井，以中國化的敘事風格和語言，通天心，接天氣，將平民百姓的情感和命運捧過自己的頭頂，以人為上，以人性為圓心，寫真性情、真實感，說真話，以一縷縷人性的溫馨陽光，照亮靈魂的皺褶；以真正中國風格和氣派，經營好自己古方塊字的文學世界；將每個漢字當做一兵一卒、一車一馬一炮來運籌，注重謀篇布局，排兵布陣。提升詞格之美、結構變幻之美，尋求文本詭譎多姿、句式變幻無窮，尋法道統，重拾古漢語抑揚頓挫的韻律與鏗鏘之美，追尋真正的簡潔高貴之美，使自己的文字更加老道、老辣，處處氤氳文化氛圍，看淡世事，淡泊人生，并藏有無盡的禪機。

我對中國文學道統與氣派的追尋、回歸，始于《東方哈達》 ，從此步入自覺之境。2008年年初，抗冰雪之作《冰冷血熱》 ，其文本結構愈加自覺，兩條線索穿插進行，正寫軍民抗冰雪之戰，推土機般正面推進，側寫讀大三的女兒回昆明老家，阻于夜郎國中，車阻冰山馬不前，令我在北京城里好生牽掛。兩條線索，一主一副，一邊氣吞楚山云象，一邊遙思滾滾黔山寒。那種尋求文本創新的變法，讓我風光占盡，敘事表現不俗，中國文學的氣派呼之欲出，為此該書榮獲了中國優秀出版物特別獎。

然而，這僅僅是初試啼聲，我知道走向敘事文學的中國氣派之途，山高林深，惟有上下求索，一步步抵近目標，上達上古之正大氣象，向下則有具體路標。這路標便是大先生魯迅、沈從文、汪曾祺等一批“五四”之后的中國作家。彼之作品，既有世界前沿的文學意識，更有中國古典文學格物之美，其文高貴、典雅、洗練、韻律鏗鏘，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風格和氣派的坐標參照。云山蒼蒼，一任山水間神游。寫作西電東送的《國家負荷》時，我一直在高科技與詩意搖擺中兩難，似難皈依。一次，出版社老總請客，三盞兩杯下肚，人入微醺，想象飛馳，突然聯想到了兩組具有中國咒語和圖騰的符號：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陰陽正負，前者乃生電之說，后者為網架之織。由此結構一部紀實文學之書，滿盤皆活，活色鮮香兼具，真正領略到了一種樓高四面風的怡然。

此后的創作中，我更加深入地步入中國氣派的敘述之境，并趨于成熟。我在寫國家電網青藏聯網之《雪域飛虹》的路上，用的是正極與負極，結構全書；還有反映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浴火重生》 ，則是將四個家庭四代人的命運，與天壇、地壇、月壇、日壇以及江山社稷、天下的隆興之地的國運相連；至于“一帶一路”大中國情結的《于闐王子》 ，源自山東兗州興隆塔的盜塔事件，書的結構采用了十三級塔臺；而到了寫拉薩八廓古城改選之時，完全進入自由飛翔之境。城是不朽的，而生活在城中的蒼生命運沉浮，遇世而變。敘述這座古城、高城、凈城故事時，如何結構此書，我瞬間想到了以大昭寺轉經之內廊、外廊和八廓街的中轉、林廓路的大轉之道為形式。一轉皆活，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云拿云，時代風雨皆在反復翻轉之中，人的命運也由此跌宕起伏。

最后入正覺之境，還是人間正道。我蟄伏于陽臺十二載寫作之后，發現微信得勢天下，女兒為我開通，取名老徐。竊以為，此數字平臺甚好，亦圖亦文，圖勝文須更精，可玩著寫，配圖發，觀者皆為朋友眾親，不必太在意文字。因文短，須精，我想到晚明小品，空蒙、性靈、禪意，便以半文半白的敘述之姿，試寫了幾篇，眾親點贊頻頻。聚成兄看后，甚喜，邀我到《中華兒女》開專欄，并囑就按這個風格寫，有個性，好看。我承諾下來，一個名曰“劍談”的專欄由此催生。然，文字不長，僅一面紙，字千三百，說易亦易，說難則難。作家操刀，在讀者看來，不過小菜一碟。然，治大作如烹小鮮。大作好寫，猶如長江黃河，煙波浩淼，驚濤拍岸，氣吞山河。可匠人好為黃鐘大呂狀，極易唬人。而千字短文，則有難度，形似小石潭秋水，清澈剔透，魚翔淺底，池邊生蘭芷，水中無雜草，一覽無余。作家功力之深與淺，文筆老辣與稚嫩，寥寥數語，便可測試出來。因此，吟物顯志，嘆事成理，寫人立傳，切入角度宜巧，敘述向度更宜搖曳多姿，惟有頗具思想穿透力，并有沉淀詩意的敘事，才會有文化的韻味，凸現出中國氣派。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 ”

經國文章，千秋之事，華章宜待秋水洗。秋草黃，霜風白露，一壺濁酒萬事休。沉醉之后，看秋山紅遍，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氣派。竊以為，惟有襟懷高大，境界才高，文章才好。秋水蕩過的華章，方有神性和詩意，最終化為宗教之境。也許今生今世，我輩作家無法達到莊子之《逍遙游》 、老子之《道德經》 、屈子之《離騷》 、太史公之《史記》 、柳宗元之《小石潭記》 、蘇東坡之《赤壁賦》 、甚至張宗子之《湖心亭看雪》 、曹雪芹《紅樓夢》之境界，但是我們卻因為有了中國文學的敘事坐標，而對中國氣派追尋不已，便可以千山我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