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全國作代會將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全國作代會。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榮譽，因此，我對大會充滿了期待。能參加大會，是對我在文學方面的工作的一種肯定和鼓勵。參加大會，將會有幸聆聽到國家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的講話，相信會對自己未來的工作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和啟迪。同時，大會亦將是作家們相聚交流的機會，我作為文學期刊的主編，也將是和作家交朋友、談創作和約稿的一次大好機會。

此刻，我想說的是，文學左右我的命運，或者說文學就是我的命運。

我自幼喜愛文學，中學時便開始詩歌寫作。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了一個瀕臨倒閉的礦山企業，不管生計如何窘迫，一直堅持文學的夢想。1996年，我考上了西南師大的研究生，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文學與我的生活、前途再一次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臨近畢業時，到學校來要人的單位很多，那時研究生還很少，很搶手。來的單位高校居多，競相開出各種待遇，譬如，安家費、住房、解決配偶的工作，等等。其時，我讀書所在的重慶剛升為直轄市，黨政機關需要大量高學歷的文科生。我也去面試了一家單位，但又不想去了，后來這家單位領導親自打電話做了我的思想工作，要我留在重慶。

但我最終還是到了貴州，到了《山花》編輯部做編輯。其實，在畢業前一年我已經到《山花》實習了。介紹我到《山花》實習的，是我的老鄉王鴻儒先生，他當時是貴州省作協副主席，是一位歷史小說家，也是一位學者。應該說，王老師是改變我人生軌跡的人之一。其時《山花》的主編是何銳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敬業的，有獨到的文學眼光、開拓精神和魄力的編輯家。他平時不茍言笑，神情嚴肅，偶爾一笑，你便會覺得難得，就像陰天忽然露晴一樣。

那時的《山花》已經是全國的名刊了，雜志給人“孤傲”之感，但到了編輯部，卻覺得很有人間煙火氣。我到《山花》，住的地方是曾經的《山花》編輯部，三間房，門上還掛著有“小說組”、“詩歌組”、“評論組”字樣的牌子，至于我的“臥室”、“廚房”、“客廳”分別是哪一“組”，我已記不清了。可以說，我是住在“山花”，上班在“山花”。

到《山花》最初的那些年，是我最后的一段青春時光，亦是一段很寂寥的時光。我在鄉下時，曾感到過寂寥，住在鬧市區，亦感到寂寥。這種寂寥感如影隨形，宿命似的跟著我，總是甩不掉。

做文學雜志編輯，一般是寫小說的就做小說編輯，寫詩的就做詩歌編輯。我呢，是什么文體都編，小說、詩歌、散文、評論，可能是幾種文體的寫作我都有所涉獵，盡管主要是寫詩和評論。我剛到時，還做許多雜務，譬如發行、雜志打包、跑郵局等等。做的工作很多很雜，但我很少埋怨，因為，我曾經歷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很珍惜這份工作。

后來，何銳先生退休，我做了《山花》主編。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能不能保住這個“品牌”是一回事，首先是能不能讓雜志生存下去。因為《山花》的財政撥款很少，大部分的辦刊經費要自己去找。于是，我除了組稿、編稿，還要去跑“廣告”，所謂“廣告”，準確地說是“贊助”。我一介書生，哪里去跑過呀？有一次跑廣告，夜里在烏蒙山區大山上的村長家吃飯，其間，我走出低矮的房屋，放眼望去，盡是莽莽蒼蒼的群山，天無言，山無言，我無語。毛澤東說“烏蒙磅礴走泥丸”，我不是偉人，烏蒙山在我眼里，還是巨大的山脈，懷抱著亙古的沉默。還有一次，我一大早從貴陽出發，到一家相距很遠的企業談廣告，合同簽了，在返回的途中，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說在等我回去，其時正值黃昏，抬頭望，夕陽的余暉正照著高高的山巔，藍色正慢慢沉入黑暗，一下子，百感交集，竟淚流滿面。

轉眼間，我來《山花》17年了，做主編已7年。我非常感謝各界領導和朋友們的支持，讓我走到了今天，讓《山花》走到了今天。

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下，《山花》取得了一定的業績。《山花》是中國先鋒文學的一面旗幟，中國推舉文學新銳的一大重鎮。由于《山花》一直堅持向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學圖書館贈閱，也引起了國外文學界的關注，部分作品被譯介到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還有小說經泰國詩琳通公主翻譯后，在泰國出版。尤其是，作為貴州省惟一公開發行的文學期刊，《山花》向全國推介了大量貴州本土作者，發現并培養了大量本土文學新人，為貴州文學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大會舉辦期間，我的詩集《直了集》也將出版。從事編輯工作以來，尤其是當了主編之后，我的許多精力用在了審稿和跑廣告上，為雜志的質量和雜志的未來操心，這是一個主編理所應當的職責所在，但不得不說，這也進一步壓縮了我進行文學創作的時間。好在總是會有一些珍貴的間隙，讓我有機會在詩歌中抒發種種體悟。這本詩集，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結集出版，我把它看成一次總結，亦將是我重新寫作的開始。

參加這次作代會，是我文學人生的一個重要事件，這將成為我再次出發的一個新起點。在大會精神的鼓舞下，進一步編好《山花》，讓《山花》繼續在云貴高原上燦然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