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繼開攝

今天是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內地上映的第14天，目前累計票房1.46億，遠遠不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近6億的票房成績。同時，該片在北美的票房也只能用“慘淡”來形容。盡管這是一部值得載入影史的創新作品，但仍改變不了商業失敗的現實。對于種種爭議，李安早就在采訪時淡然面對：“技術是無辜的，要怪就怪我。”之所以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大膽嘗試全新的技術，李安坦白地說，自己不是為了什么新技術，僅僅是想快一點看到自己想看的電影。

邁過60歲的門檻，很多人大概已經退休，過上了平淡安穩的晚年生活。但對李安來說，未來能夠挑戰自我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因此他要把步子邁得更大一點。“我需要感覺活力，還有我正在活著這件事情，我需要障礙，因為沒有障礙人就沒有思想，很難保持新鮮度，久而久之感覺僵硬，那種感覺沒有辦法忍受。”雖然已經有奧斯卡小金人在手，但李安希望自已永遠是電影系的學生，“中國人‘學然后知不足’，你學到一個東西，找到一個答案，又開始新的十個問題，這是保持我活力的方法，這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就像呼吸一樣。我一部一部電影拍到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跳躍一個超越一個挑戰，但對我來講是非常合理一步步走。”

記者：您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是全新的題材和類型，這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想給觀眾傳達什么新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都是我人生的體驗，只是用比較戲劇的狀況表現出來。當然我看這本書的時候，最感興趣的一個是中場秀，一個是真正發生的戰事。對我來講，它就像《少年派》的兩個故事一樣，是人生的兩個面，非常有沖擊力。這個電影用高科技拍攝，比較主觀投入，如果不用這種技術我可能沒有興趣拍這本書。這本書非常內在，是男孩子腦筋里面一天的思緒，書可以盡情寫，但讓觀眾看到就不太容易，我決定用新的方式表達，很可能把這個書的精神拍出來，所以我對它比較有興趣。人生在進行秀也在戰斗，也有戰斗的伙伴，那是性命之交，我們經歷困難的時候看到真相，用我們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有時候有點奇怪有點戲劇性，也有點諷刺性，這樣的題材拍一個新技術的電影是非常合適的。

記者：北美首映后，有影評認為這部電影“形式大于故事”，您如何回應？

李安：評論是別人的東西，我只能把我的心意給你講。在我的認知里，從來不會有技術是一回事、內容又是另一回事。有人覺得搞技術就是很炫目的，搞內容就要勒緊褲腰帶艱苦到不行，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什么樣的故事適合用什么樣的技術，這才是應該考慮的問題。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軍人打仗時候的亢奮狀態，延續到日常中，來觀察我們社會的林林總總，形式本身就是內容。

一個新的（技術）出來，因為跟過去不一樣，總要解釋為什么這樣用。我的解釋就是說，從你過去看膠片電影有閃爍和斑點，到2D數字電影，再到現在，舊的觀影習慣要被打破，就好像軍人在戰場很多感受被打破，看得特別清晰，信息記錄得非常真實非常充足，習慣以后，用它來檢驗人生的時候反而不習慣。這部電影的形式和內容是表里呼應的，對我來講不是很沖突。有些觀眾觀影習慣比較重，特別是影評人，我覺得對于一般觀眾來講就是來看電影，怎么看跟里面演什么東西，其實本來是渾然一體的。

記者：新的技術可能要和新的拍攝表現手法相結合，但您似乎對觀眾太好了，很多地方還是照顧到傳統觀眾觀影的習慣。這些是您的妥協，還是您有意想要這樣表現？

李安：很多地方是妥協，不光是對觀眾妥協，對我自己也要妥協，我不是火星來的，弄完全新的東西。新的電影語言不是馬上建立，需要什么東西還在摸索當中，不管表演形式還是拍攝形式，可能要花好幾十年，經過無數人努力還有觀影反饋，讓我們學到該怎么做。我這一步已經跨得很大了，冒很多冷汗不曉得怎么樣，再跨越下去觀眾可能沒有辦法在情感上作聯系。觀眾的觀影習慣現在還是各種可能都有，我真是摸著石頭過河，我盡量做。很多人喜歡的時候，對我非常有鼓勵。

記者：膠片電影曾經在藝術創作上達到極致，您覺得相比于膠片電影，數字電影在電影藝術表現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我第一次接觸到數字電影之前，是誓死捍衛膠片的，不只是用膠片拍，之后還拒絕用數字調光。因為膠片電影藝術是我年輕的時候就接觸的，我寧愿活在膠片電影的世界里，它是我心靈的寄托，相當于是我的信仰。所以當它要改變的時候，我是很痛苦的。

但在拍攝《少年派》時，我開始發覺有一件事非常不合理——我們用數字技術在拍電影，卻還在模仿膠片電影的思維方法，而且做得比上世紀60年代還差。也就是說我們是用3D技術套在2D的思維上，我們在面對電影的時候是被既定思維禁錮住的。當初發明膠片電影的時候，因為我們還做不到數字和3D技術，所以有了與之匹配的思維軌跡和創作方法，但現在我們的技術更新了，思維和方法卻沒更新。

每一種藝術形態，不管水彩畫、油畫還是雕刻，你的筆落下的感覺、刻刀落下的感覺本身就是藝術。創作的時候你跟藝術技巧會產生一種不可言狀的關系。如果還用2D的思維來進行3D電影的創作，我覺得對新的技術不太公平，對觀眾也不太公平。膠片藝術是我永遠的愛，它的藝術形式、內容是人類藝術的寶庫，它不但要保持，還要繼續精進。但數字電影就要用數字的創作方式，數字有它自身的特色和邏輯，用數字來做膠片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不太合理的，我們的心態和工業都還有很多東西需要調整，我只是想給數字電影討一個公道。

記者：您現在選擇題材的標準是什么？

李安：看到《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原著小說的時候當然很動心。但我會選一個小說來拍不光是因為它打動我，而是它讓我想做電影上的一些探索，或者說我是在選元素而選故事甚至文字。文字很好的話讓它當小說留在那邊就好，我心愛的小說不一定用它拍電影。拍電影是受到小說啟發產生靈感。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就給我一種“上身”的感覺，它讓我著迷。那些一兩個月研究出來的東西我沒有興趣，搞一兩年還研究不出來我就感覺非做不可，不曉得我為什么有這樣的勞碌命（笑）。我對電影有一種癡迷和興趣，不想把它當做一種工作或者傳道的工具，要不斷翻新。其實就像和任何人的關系，包括伴侶和兒子，都要保持初心，要日新月異，要有沖動一直做，做不出來會感覺很挫敗，一直想要往前沖。

記者：您的電影里有很多關乎家庭、親情的議題，您個人怎么看待家庭對自己的影響？

李安：我父親不喜歡我做娛樂事業，他是老式的中國人，對我非常嚴厲，覺得電影不太正經，既然有這個天分去學一學教教書就行了，干嗎非要進電影圈。我的父親是江西人，母親是北平人，我們的家庭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式家庭，父嚴母慈。父母到臺灣后非常沒有安全感，不曉得未來會怎么樣，所以希望我們到美國去讀書，去吸收新的知識能夠重新立足。因為他們跟家里失聯，所以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視，我又是長子，他們給了我很多教育跟品德上面的要求，我現在回想起來不光是中國式的傳統教育，其實他們把中國傳統已經理想化、浪漫化了，傳到我們身上很純粹。現在中國變化很多，臺灣也變化很多，在腦海里家鄉舊的東西灌輸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沒有辦法拔除的，到美國也改不掉。

一方面我追尋他們的教導，另外一方面又很想從這個制度里面掙脫，所以產生了很奇怪的叛逆又很乖巧的個性。我本身是比較內向害羞，離開父親離開家到美國以后，反而有一些比較希望挑戰的東西。我想一切都是個人命運和自然形成的。我做電影感嘆很多，會有情緒發泄，但我能做得到還是很幸運。我父親雖然對我很嚴，我還是很愛他，他把中國教養放在我身上，雖然是一種桎梏是一種壓力，但也是一種穩定安定的力量。所以，尋找安全感和如何自處是我電影里面避免不掉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