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七年的沉潛，作家葛亮于2016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最新長篇小說《北鳶》。它與《朱雀》共同構筑葛亮書寫近代中國歷史家國興亡的“南北書”，屬于其中的北篇。《北鳶》首次敘寫葛亮祖輩的故事，描寫了政客、軍閥、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經典民國人物，用鉤沉家族日常生活細節的工筆手法再現民國“清明上河圖”。小說從主人公盧文笙和馮仁楨的成長說起，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結束，以民國商賈世家盧氏和沒落士紳馮氏家族的命運變遷來映射風云變幻的民國史。最終，盧文笙和馮仁楨的命運在動蕩時勢的考驗下塵埃落定。

談起小說取名“北鳶”的緣由，據葛亮解釋，出處源于曹雪芹 《南鷂北鳶考工志》。在這本書里，曹雪芹對“風箏”一詞做了如下解析：“比之書畫無其雅，方之器物無其用，業此者歲閑太半”。將此意運用到小說里，有兩個方面的內涵，并成為了葛亮創作這部小說的聚焦點：

一方面，提起“風箏”，相較于浩瀚無垠的天際，它顯得異常渺小，并不居主流位置。這就如同民間，相對于廟堂而言，它只能被視為邊緣的存在。然而，正因為這些豐盛的民間，才成就并保存了一個個的大時代，包括被稱為“中國最為豐盛起伏的斷代”的民國。葛亮在《北鳶·自序》中就把民國視為一個大時代，是因為“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因此，葛亮把目光重點聚焦在民國時代的日常民間及其普通人身上，而非大歷史或者大人物。由此可見，小說不僅以虛構的形式為家族歷史保存了某些重要的史料，而且使讀者從波詭云譎的時代中去感受日常、體悟人間，以一種溫和的方式為我們展示無常時代里的“常情力量”。

另一方面，如同這些落在民間的“碎片”，風箏是被邊緣化的東西。它順勢而為地漂浮在天空中，可同時又有“一線”牽引，并未喪失自己的主心骨。小說以“鳶”作喻，實際隱喻著兩類人：一類指有風骨的民國文人，他們雖然生活在風起云涌的民國亂世，有時候也不得不順時勢而行，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依舊有著自己的底線與尺度，并不會偏離做人的本分。這才使中國文化的命脈并沒有因動亂興衰的民國時代而遭到割斷。此外，民國“自由、智性、不拘一格”的空間使得不少文人在失去“學而優則仕”的奮斗目標后有了更多的人生選擇，具體而言，就是在保住自己精神風骨的前提之下，從事并開展多種類型的事業。比如有一個走上實業道路的讀書人孟養輝，他向昭德道出了選擇此路的原因所在，那就是：“近可獨善，遠可兼濟”。相較于那些用縱橫捭闔的方式來成就人生的大人物，孟養輝選擇的是另一種更為日常的方式來“一身以至于天下”。因此，在葛亮看來，民國是一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時代。另一類人指的是生活在民國時代下的小人物，他們與大人物同樣經歷著民國的鼎盛與沒落。在此情況下，他們并沒有選擇與時代抗衡，而是選擇和解。比如盧氏夫人孟昭如，嫁作商人婦，相夫教子，自夫君家睦不幸病逝后，憑著一股堅韌的精神獨自扛起照顧和教育盧家子弟的重擔。面對日益衰落的家道，她沒有輕易放棄，而是教育文笙：即使要敗，也要敗得好看；要活，就要活得漂亮。她的人生哲學非常明確，那就是過有尊嚴的生活，活出生命的硬度。這就是蘊藏在她內心深處的精神風骨。與此同時，在維護這條道德底線的前提之下，她愿意以一種更為溫和與寬容的心態去待人處事，通過努力建設“小家”來參與到民國歷史的建構之中。這種“大風起于青萍之末”的力量，奏響了由一個個“華美而落拓”的音符匯聚起來的閎音，使人為之動容。

葛亮如此關注民間，如此細察散布于其中的碎裂，是因為他堅信要發掘歷史真正的意蘊，需要深入民間去尋找，或者去鉤沉被我們常常忽略的歷史細節。他在《北鳶·自序》里就點出了其中的真諦，那就是：“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而這種久藏在民間的真精神，在葛亮看來，指的是“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無論選擇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每個人都已經將自己融入時代的大洪流中，并不同程度地推動這個時代向前發展，最終形成相互成全的關系。在小說里，我們不僅能從多數人物的為人處世上看到謙卑的品質，也感受到作者在用一種謙卑的姿態來構思行文。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共同支撐了葛亮的民國文化想象。更為重要的是，個人與時代的相互成全，成為了葛亮構建理想“民國”的奠基石。民國是舊傳統向新時代過渡的重要時期，對于如何在現代語境中去繼承文化傳統的問題，便成為葛亮在這部小說里所思考的重點。在《北鳶》里，他從“謙卑”一詞入手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

“謙卑”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主人公盧文笙的一生就保持著這一寶貴的品質，代表了葛亮對傳統文化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認同。盧文笙在嬰兒時期對人采取“一視同仁”的言行，抓周時顯露出“無欲則剛、目無俗物”的態度，成長過程中表現出“重義輕利、仁者愛人、中正平和”的品質。可以說，他的身上匯集了傳統文化“儒釋道”三者合一的精髓。除了人物塑造以外，在小說內涵的表現上，葛亮同樣融進了這些精髓。以小說反復出現的意象風箏為例。它既象征亂世中的浮生運命，又隱含著人生“活著”的哲學，那就是在“有為”與“無為”中尋求“儒道互補”的平衡點。風箏順勢而為，但又有引導它前行的“線”，從而彰顯為人處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就像前面提及的孟昭如，她的尊嚴感并不是憑空而生的，而是源自一股在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深處延續下來的精神氣質，是民國人強大內心信仰的外在顯現。民國的精神命脈沒有被切斷的重要原因正是因為它掌握在“民心”這條線上。陳思和在給《北鳶》作序時就提到：“其實匹夫之責，不在危亡之際表現出奮不顧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歲月里民間世界有所堅持，有所不為，平常時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線’”。這種君子之道，表面給人彬彬有禮、溫潤如玉之感，可實際上其內心深處是有著堅硬的風骨以及不屈的精神。這從另外一個層面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的獨特之意。這條“民心”之線，促使葛亮形成了對中華傳統美學精神回歸的思考，并接續了上世紀末在我國興起的尋根小說所要堅守的“文化中國”立場。

基于此，葛亮在小說敘事風格安排上也契合了這一寫作立場。王德威在為《北鳶》的臺灣繁體版作序時曾贊揚道：“抒情意境大為提升”、“以淡筆寫深情”、“經營既古典又現代的敘事風格”。 從整體意境進行考慮，小說的內容與形式達到美學上的相互融合，流露出平和沖淡與溫潤清澈之美。無可否認，葛亮在理解歷史與人物時已經將靜穆、典雅與溫和的美學追求融入其中，比如在“敘述速度”的控制上，他曾表示：“‘敘述速度’是文字的內在節奏﹐我相信文字間自有膠著。在敘事上﹐我有一種宿命。故事一將開首﹐便有了獨立的生命。我不想去干涉甚至掌控它的進度。沿著情節的邏輯軌跡行進﹐對我而言﹐已經足夠。即使有突變的因子﹐也是醞釀已久﹐非一日之寒。這多少也可比擬為對人生的態度吧﹐平緩的﹑順勢而為。說到底﹐大約還是旁觀者的角色比較輕松些。”葛亮固然有訴說顯赫家族故事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但他并沒有陷入追憶家族“大歷史”的敘事窠臼中，而是盡可能用最簡潔的筆墨去勾勒他所要訴說的人和事，以克制的深情娓娓敘說這段歷史，引領后人重新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逐漸喚醒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那股“既柔軟又堅硬”的精神力量。

任風云日新月異，唯他將時代寫舊。葛亮對往事追溯的“執著”，實際上就是在展開一場“還鄉”之旅。對此，他曾解釋道：“你不可否認，有些東西是會烙在血液里的，這也是我想去寫下這個故事的原因，但是對我的人生軌跡，倒沒有太多影響和改變。不過，家中長輩的過往是我為人為文的尺度，也構成我認知當下的標準。目前的時代太匆促，需要有些讓人心里安靜乃至安定的存在。家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如果葛亮能夠在這片領域里堅持耕耘，相信未來的成就指日可待。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徐詩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