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最終花落民謠詩人鮑勃·迪倫身上，不少媒體用“爆冷門”“出人意料”“不可思議”等詞匯來形容一位歌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的震蕩。特別是在中國，出版界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出版他著作的準備，文學界也還沒有列好研究他的大綱，甚至在音樂圈，各大音樂平臺也僅僅是將他的歌曲頂在了首頁。不過，鮑勃·迪倫的成就完全匹配如此高規格的榮譽，他的獲獎實至名歸。

鮑勃·迪倫的藝術生涯長達五十年之久，發行唱片數十張，銷量數以億計，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極大的受眾群體。在文學方面，迪倫的詩歌（歌詞）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被編入多種教科書。牛津大學現代詩研究專家克里斯朵夫·里克斯，撰寫了一本厚厚的《迪倫的原罪觀》，他也因此獲得“牛津大學詩歌教授”這一地位極高的職位。著名詩人肯尼思·雷克思洛斯曾說“是迪倫首先將詩歌從常春藤名校的壟斷中解放出來”。如今，在西方的一些大學已經出現了一個名為“迪倫學”的學科，而迪倫的歌詞也被作為詩歌入選許多美國大學的文科教材。在2016年的哥廷根大學，有教授一學期的比較文學課程就是講鮑勃·迪倫一人。所以，迪倫早已進入文學研究領域，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獲得諾獎的殊榮在情理之中。

當然，鮑勃·迪倫能夠獲此殊榮，是多種原因所致，并不僅僅因為他的歌，他是民謠詩人，同時也是先鋒藝術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頻頻出現在公眾視線內。迪倫也不是孤軍奮戰，在此之前有小理查德、伍迪·格里斯、羅伯特·約翰遜和漢克·威廉斯等創作型歌手，開創了傳統，在此之后也涌現了大量的民謠詩人繼續奮斗，如吉米·莫里森、倫納德·科恩，這是一段源遠流長的“音樂+詩歌”歷史。另外，更不能排除組委會對獲獎者地域以及作品體裁的綜合考量。但是既然已經頒給了一位民謠歌手，就不得不引發思考。

民謠為何能承載這一切？首先，民謠歌曲是真實情感的流露。民謠歌詞言之有物，唱之有情。音樂是表情藝術，情感本是音樂最為核心的要素，而一般的流行歌曲是流水線生產的商業產品，并非歌手的真實情感表達，歌手只是歌曲的代言人而已，而民謠歌曲都是詞、曲、唱由民謠歌者一人完成。大量的流行音樂幾乎不攜帶任何感情，是一種空洞的、蒼白的呼號。民謠音樂遵循真實的美學原則，強調歌聲表達了自己的真實內心，“我是為了自己而彈”是民謠歌手共同的心聲。且因為大部分的民謠歌手來自底層，生活窮困潦倒，依靠自己打拼，付出重重艱辛，這樣的努力自然也就被認為是飽含真情的（這在中國尤為明顯）。這些音樂人起步的作品都是有感而發有血有肉的作品，與一般流水線產出的商業情歌不同，這種商業疏離被誤以為會富含真情。

但民謠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音樂的分類本就是唱片公司為推銷音樂而貼上的標簽。民謠一般會被看作獨立音樂，與商業無關，可正是這份“無關”，讓民謠更加商業化。實際情形是民謠的獨立式創作與商業化生產并蓄生熱。民謠這一特殊風格因為“獨立”的標簽而被商業大肆利用，“小眾熱”“民謠熱”持續升溫，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益。民謠具有“去商業化”“去娛樂化”“去大眾化”等特質，但正是這些特質反而成為民謠的賣點，獲得極大的商業價值。很多民謠歌曲強烈地表達了介入現實的意圖，讓音樂承載了過多的幻想，這不是對商業的疏離，而是利用這種對現實的關注而獲得現實關注，進而創造商業價值。

民謠是一種精英文化，呈現出一種反抗姿態，鮑勃·迪倫的歌曲也涉及反戰、爭取和平、反抗壓迫等諸多人類共同的主題。迪倫的作品自然也貼上了反抗民謠的標簽，被廣泛認為是當時美國新興的反叛文化的代言人。他的部分早期作品成為了當時美國民權反戰運動的圣歌。與此同時，民謠音樂也承載了許多宏大主題，比一般音樂的格調高出很多。

民謠與純文學也是互文的，民謠是一種被歌詞推動的音樂，民謠歌詞就是詩歌，而且是比一般詩歌傳播范圍更廣、影響力更大的詩歌。民謠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極大的受眾群體。中國就是其中的代表，近幾年中國的民謠發展也出現了井噴之勢，想必這也是對整個世界潮流的呼應。中國最近幾年民謠的持續火爆與鮑勃·迪倫的獲獎或許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下轉第24版）

民謠的火爆與歌詩傳統的復興有關，也是一種媚雅文化的體現。民間謠曲是中國音樂的大宗，在歷史上是主要的音樂種類，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西方音樂的引進使得古典音樂成為音樂大宗，而如今，這種民謠再度興起，是符號翻轉的結果。藝術發展呈現一種歷史演進的規律，每一種體裁都會走向盡頭，被另外的藝術樣式取代，符合整個歷史的演進規律。當代民謠是以精英主義出場的，最初是一種反抗文化，逐漸演化為一種亞文化，進而演化成主流文化。

對文學而言，民謠詩人的獲獎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許由此可以找到音樂與文學，尤其是與詩歌同步復興的密碼。這就是歌與詩的結合而形成的“歌詩傳統”的復興。陸正蘭教授提出，當代的“歌詩”是詩與歌詞相互靠攏的一種體裁，它是一種詩，也是一種歌詞，兼有“詩性”與“歌性”。“歌詩”是中國文學史幾千年的傳統，它的斷裂，表明 “詩教”和“樂教”的傳統衰微，這是中國文化的重大損失。近年來，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新的文化語境促成“歌詩”復蘇重生。當代“歌詩”作為文學新體裁，應成為當今學界關注的課題。

民謠歌詞大多含蓄雋永，主題曖昧不明，延長了審美距離，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而這正是借用了詩歌的“含混”特性。如盛極一時的“西北風”歌曲正是加入了詩的元素，表達民族命運之類的宏大主題。20世紀90年代的搖滾樂更是如此，唐朝樂隊的古風式重金屬、魔巖三杰的含混多義的搖滾歌詞，后來的舌頭樂隊、痛仰樂隊、蒼蠅樂隊的歌大都具有諷喻詩的特點。竇唯離開樂隊之后的一些先鋒作品最終將音樂的詩化推到極致，如《雨吁》《山河水》《簫樂冬爐》等作品。由此觀之，中國音樂人一直在探索詩歌表達歌曲的模式。

用詩歌形式表達歌曲，用歌曲的模式吟唱詩歌，正是詩與歌的跨界，詩與歌的融合，將受眾越來越少的純詩歌拉回人們的視線，也正是詩歌的藝術性，可以將品質飽受質疑的流行歌曲水準進行提升。一個人獲獎，可以同時帶給兩種藝術門類以新的希望，更能引發對“歌詩”這一體裁的新思考，這正是民謠歌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帶給中國同行最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