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歷經15年方問世，這或許會讓《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難以獲得本應有的關注度。作為近年來海外漢學界最重要的兩部中國文學史著作之一，《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英文版在2001年即已付梓出版，比宇文所安和孫康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早了9年。但“劍橋本”的中文譯本卻得以在2013年“搶先”面世，因此令長期暌違海外中國文學通史的國內學界與讀者頗為關注和重視，成為當時的一本文學史熱門書。

但即便有些遲來，由美國漢學家梅維恒主編的這部中國文學通史依然分量很重，不乏亮點。如今林林總總的文學史非常多，卻經常有“千書一面”之感，可只要翻開《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目錄，就會感到耳目一新。全書的基本框架不再是朝代分期，而是幾大主題；因為在主題框架和時間線索的交織中努力涵蓋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它有織錦一般的豐富感，在知識傳遞以外，尤其富于啟發性。

最重要的是啟發性而非面面俱到

我們為什么會重視關于中國文學史的海外研究？相比于有兩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的歷史極為短暫，大約一百年前才開始出現。幾部開端之作包括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1897）、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04）和黃人的《中國文學史》（1905），在此之前，如今由文學史所擔負的文學教育的功能，由諸種文選、詩品、文賦來完成。顯然，后者內在于綿延的文學傳統之中，更重視文學修養與技藝的培育，而“文學史”這一著述體式兼教育手段，從誕生之日起便帶著外來者的眼光，內在于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潮流中，海外研究又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堪稱是這一運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是夏著中對張愛玲、沈從文等人的評價，讓中國的學者和讀者重新發現了這些曾經湮沒在意識形態大幕之下的作家。

當然，作為一部以傳統文學為主要對象的中國文學通史，《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創新和啟發并不在于對作家作品的價值排序，而主要在于其編排體式。梅維恒在采訪中說，“總是去讀那些按照朝代來劃分的中國文學史，是非常無趣和陳腐的”，所以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他以主題為最基本的結構，全書分為七編，分別為“基礎”、“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注疏批評和解釋”以及“民間及周邊文學”，其中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編里再大致以年代為序——但又不完全依照朝代斷代。

有一些議題和主題貫穿全書，也成為《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特色，比如思想和宗教對文學的影響，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互動，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梅維恒表示，這是在“以超越時間與文類的全新棱鏡來審視中國文學史”。這樣一種“棱鏡”的設計非常有利于聚攏各方面的最新學術成果，讀者很容易從書中獲得梅維恒所強調的“新鮮和有意思之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啟發性而不是面面俱到”，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部文學史達成了它的目標。

但這種選擇同樣受到了爭議。除了主題式的編排，全書又是四十多位作者分別撰寫，盡管梅維恒表示自己通過前期的規劃和后期的統籌實現了整體上的融通，但在英文版出版后，有多位學者批評這種編排方式讓整部文學史缺少內在的聯系，也體現不出歷史的敘事性，更像是一部由幾十篇小文章組成的“論文合集”。其中也包括《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編之一孫康宜，她認為這“并不是真正的文學史，而是用歷史視角撰寫的文學論文集”，正因如此，“劍橋本”選擇了以時間順序為基本框架。

孰是孰非？實際上，文學史的寫作本身就存在很多爭議和曖昧的空間。除了“這是不是一本足夠好的文學史”，像“文學史究竟是可能的嗎”這樣的討論也從未停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很難有一本“完美”的中國文學史。正是要靠不斷的重寫，才能映照出更多元的、豐富的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再一次證明著，“如何書寫文學史”這一問題，歷久而常新。

梅維恒 （Victor H·Mair），1943年生，漢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系教授。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語言文學、中古史、敦煌學。

文學史需要關注文學本身

記者：超過四十位學者參與了這部文學史的編寫，多人共同撰寫一部文學史容易造成觀點、行文上的不協調一致，您是如何統籌的？

梅維恒：在我開始邀請這些學者參與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時，我就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了我的總體規劃。當他們接受并加入到這個項目中以后，我又更加詳細地向他們闡明了我的意圖。在寫作過程中，如果他們完成的內容不合于這部文學史的整體性，我會幫助他們修改，直到實現所有作者之間的一致和協調。

記者：《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是以主題和文體為基本框架，其次才是年代的分期。您的這一編撰思路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相比于以朝代為基本分期的絕大多數中國文學史，它的特色和優勢有哪些？

梅維恒：總是去讀那些按照朝代來劃分的中國文學史，是非常無趣和陳腐的。用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學自身的特征和品性對文學進行劃分，是非常武斷的。畢竟這是一部文學史，我想保持對文學本身的直接關注。

記者：《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避免了對文本的大量征引和具體賞析，同時也不像多數文學史那樣，將主要作家單獨列為專章。但文學畢竟離不開直觀的閱讀感受和審美體驗，這種選擇會有缺憾嗎？

梅維恒：已經有非常多的中國文學選集（我自己也編過一些，包括《哥倫比亞中國傳統文學選》）和突出那些“明星”作家、大段大段引用文本的中國文學史了。我要再一次講，那是非常無趣和重復性的，所以我希望無論如何能夠避免這種老套。而且，在一部單卷本文學史中，也沒有更多的篇幅來突出少數的重要作家了。

記者：語言（文言與白話）和文人文化對文學文本的影響、各種思想和宗教如何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漢民族與少數族裔之間的互動……這些在“文學”外部的互動和錯綜復雜的關系，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讓人印象最深的特點之一。在這些角度，海外漢學研究好像往往比中國本土研究更有優勢？為什么？

梅維恒：之所以西方學者會重視用非傳統的視角去研究中國文學，是因為我們無論研究什么，都總是要尋找更新的、更深入的理解方法；無論是在哪個學科，我們都不喜歡重復其他人已經說過的東西。

記者：“文學史”這一形式是伴隨著中國對西方學術體系的引進的，它天生帶著一種“外來的眼光”。近年來有學者在反思，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育強調知識的傳授和掌握，但與傳統的讀本、文選的教育方式相比，不利于文學修養、趣味的養成。您對此怎么看？

梅維恒：對理解和鑒賞中國文學作品而言，文學史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文學史會將作品放置到社會和文化的脈絡中去。過于強調作品本身，而忽視對它們所處背景的理解，反而會減損作品的價值。

記者：《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于1949-1976的文學，包括1937-1949期間的解放區文學基本上是直接跳過的，但實際上這都是近年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您怎么安放它們在文學史中的位置？

梅維恒：關于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研究資料非常的多，所以我不希望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寶貴的篇幅里重復它們所能提供的信息。還有，就像你說的，這一階段的文學幾乎完全被包裹在政治色彩之中，而我更希望盡可能地避免沉重的、政治性的議題。

記者：很多古典文學和文化的研究者，都隱約傳遞出一種“傳統已死”的挽歌態度。但讀《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感覺有一種延續性和開放性，樂于看到中國文學未來碰撞出新的形態。

梅維恒：我相信，伴隨著互聯網和跨文化交流的發展，中國文學在不太遠的未來將發生令人驚異的變革。在藝術領域發生的情況，同樣也會發生在文學中，文學也會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