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媛的小說新作《眩暈》（刊載于2016-5《收獲》）有一個精彩的開頭，那是一場精壯男子與衰老女人的性愛。但精彩與性愛無關，祁媛顯然并不想以此廉價地招待讀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將“是否有意喚起讀者的性沖動”作為判斷文學作品是否色情的標準，那么小說序幕的這場性愛描寫簡直可以用來掃黃打非。當那具松弛的女體有節奏地蠕動起來，我們非但不能感到男女歡愛的激情，甚至不能感到任何激情。即便賦予這交歡以隱喻意義——一個身份卑微的北漂青年，以肉體愉悅或征服階層遠高于己的女制片人——在讀過太多類似的故事之后，我們也不太感到憤懣或者悲涼。于是和那具心不在焉的男體一樣，我們所感到的只有疲憊。而我以為精彩的，恰恰在于祁媛可以將性愛寫得如此疲憊、老邁、心不在焉。

疲憊的性愛在小說中非此一端。實際上盡管小說結構并不單一明晰，但至少有一條線索，就是“他”的性愛經驗。小說稱“他早已習慣了這種‘給人提供快感’的角色”，但奇怪的是自始至終“他”都并未給讀者提供快感。十五歲時，“他”最初的性高潮對象是一只馬桶，而小女友站在旁邊，像是一個經驗老道的捐精醫生；初來北京時的女友沈玨被“他”拋棄，在他們的故事里沒有性，只有永遠的失去；而那位賣內衣的女孩，從微信上走到床邊，不僅令“他”感到失望，也令我們感到失望；至于那位自稱詩人的妓女，或許恰恰因為詩歌，“他”對其毫無興趣——在與女制片人做愛的時候，他可以幻想自己在征服另外一個階層，而他可以幻想自己用下體在征服詩歌嗎？已經淪為娼妓的詩歌？小說結尾，“他”偶遇失散多年的繼母，那是長久以來“他”破敗生活中唯一可供想象與追憶的安慰與溫暖。當然有理由期待，那些委屈與屈辱將會以不倫的歡愛撫平；當然也有理由期待，這篇以與衰老女人的性愛開始的小說，應該以與另外一位衰老女人的性愛結束。而祁媛有意將最后的繾綣寫得語焉不詳：“這一切都發生的自然而然，沒有遇到任何阻礙”，那么“一切”指的究竟是什么？憑借這曖昧句子前面的逗號，我愿意相信“一切”并不指向作者未曾說出的行動，而只是褪去衣衫。“當他看到床上她的白亮燦爛的肉體”，“也看到了她那望過來的溫柔傷感的眼神”的時候，“他”徹底失能了。他早已經將男女歡愛變得如此空洞無趣，他不能將繼母所保存的最后的可能性也毀去。因此他走出門去，在熙攘而平凡的一個市井日子的早晨，感到眩暈。

眩暈不是兩眼發黑，轟然倒地。眩暈是“因機體對空間定位障礙而產生的一種動性或位置性錯覺”，分為真性眩暈和假性眩暈兩種。真性眩暈有明顯的外物或自身旋轉感；而假性眩暈會讓人感覺飄飄蕩蕩，沒有明確的轉動感。（鳴謝度娘）如果說作為小說結尾和高潮的眩暈，是天旋地轉的真性眩暈的話；那么其實小說中的“他”在此之前，自始至終都處于飄忽無所依的假性眩暈當中。這就能解釋，在性愛當中，“他”何以那樣疲憊：空間定位障礙，首先意味著失去上下左右的分別，意味著失去方向感和重量感；而一個失去了方向感和重量感的人，如何能夠產生激情？因此疲憊的時刻又豈止是在性愛當中？小說中幾乎每時每刻，面對任何事情，“他”都是虛弱的，失能的。即便“他”所鐘愛的電影，就足夠份量，足夠提供方向嗎？敘及“他”最初對電影的熱愛時，祁媛幾乎是有意輕描淡寫，并未提供特別像樣的理由，更像是在講述一個可憐的誤會。當然，無論如何輕率，堅持理想和熱愛總是令人尊敬；可惜除了高考時報考電影專業和陪女制片人睡覺，以及除了那些停留在想象中的打算，我們并未從小說中得知，“他”還曾經為自己的理想做過什么。我們讀到的是，在陰暗狹窄的屋子里那些瑣碎的電影編輯工作，輕易就解構了“他”的理想，撕開電影屏幕上華麗的光影，深入到理想的背面，“他”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人生選擇原來不堪一擊。當然，即便他頑強地堅持初衷又有什么用呢？在一個前輩制片人并不想跟他討論電影而只是迫不及待和他上床的時代，在一個行為藝術淪為拙劣模仿的騙局的時代，在一個詩歌只能在妓女和嫖客之間朗誦的時代。

因此盡管祁媛這篇小說看似是一個京漂青年的故事，或者在更深遠的文學譜系中歸類，這是一個青年進城的故事，一個當代拉斯蒂涅的故事，但我很難像近年來對于此類故事的普遍解讀那樣，將之視為一個失敗者的故事。所謂失敗，是一個人懷著某種目標，朝向某個方向前進，然而被壓抑，被打擊，被迫害，慘遭挫折，那當中必然曾經有過激情滿懷，有過抵死掙扎。而《眩暈》中患有空間定位障礙的“他”，根本談不上方向，也從來沒有表現出激情，因此“他”不會失敗，只會眩暈，只會疲憊，只會未老先衰。

盡管從醫學角度，眩暈的病因十分復雜，但就小說文本而言，我想祁媛所說的眩暈，首先來自于某種衰老。讓我們從小說結尾時的眩暈回到小說最初的地方，回到那場勉力蠕動的性愛之前：“他”在前夜性愛的疲憊中醒來，看到在“她”精心染過的頭發根部，白色觸目驚心地生長出來。這蒼老衰敗的白色讓他想起家鄉的大雪，大雪落滿田地，理應醞釀生機，然而同時大雪又是死滅的。這衰敗與新生的吊詭辯證難免讓我們想到床上這兩具年齡相差懸殊的肉體。作為前輩的女制片人盡管年近五十，卻始終懷有強烈的野心，無論這野心是什么，都令“她”情欲飽滿，高歌猛進；而“他”則像聊齋故事里的那些書生一樣，年紀輕輕便掏空了身子，徒具驅殼，精血散盡。其實在《眩暈》之前，祁媛其它幾篇小說中，我們早已看到同樣衰老的青年們，她們坐火車為叔叔奔喪（《奔喪》），她們去精神病院看望母親（《我準備不發瘋》），她們看到自己的丈夫從高樓上一躍而下（《美麗的高樓》），她們精心打扮出門去赴一個深夜的約會（《約會》）；只不過這一次，“她們”變成了“他”，終于在大街上因衰老而眩暈。

《眩暈》中老與少的二元角色設置，已經暗示我們“他”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個；而回溯祁媛的寫作史，更足以證明她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代青年的某種典型形象——這或許就是為什么，祁媛只發表了寥寥數篇小說，就受到如此關注。未老先衰的青年幾乎可以說是祁媛小說唯一的主人公：他們懷著莫可名狀的傷痕，心不在焉地從一個地方游蕩到另一個地方；他們行動能力極其微弱，內心活動卻過分豐富；他們的親情千瘡百孔，愛情曖昧可疑，激情被壓至最低。盡管他們近來在文本內外都備受關注與同情，但實際上他們從來沒有失敗過，因為他們甚至沒有力氣去失敗，他們從一生下來，就已經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