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達萊在巴黎家中 拍攝：王晟

“單憑《夢幻宮殿》一書，伊斯梅爾·卡達萊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在歐美文壇，有評論家曾如是說。

80歲的卡達萊，是當代阿爾巴尼亞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作家。1963年，當年輕的卡達萊以小說處女作《亡軍的將領》在阿爾巴尼亞嶄露頭角時，中阿關系正處于蜜月期。借著這股東風，卡達萊造訪過中國，他的名字也曾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刊物上。

1978年，中阿關系轉淡。“卡達萊”這個名字，要一直等到1992年，才再次出現在中國讀者的視線中——那一年，《亡軍的將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時的卡達萊已經移居巴黎，在世界文壇聲名日盛。

迄今為止，卡達萊的作品共被翻譯成四十多種文字，并獲得了多項國際著名文學獎，包括2009 年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及2015 年以色列耶路撒冷獎。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他從加西亞·馬爾克斯、君特·格拉斯、索爾·貝婁、納吉布·馬哈福茲、大江健三郎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脫穎而出，成為首屆國際布克獎得主。近年來，卡達萊也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之選。不少文學評論家認為，他是當今世界最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一。

在文學之外，卡達萊與阿爾巴尼亞前最高領導人霍查的關系，則一直引發外界爭議。兩人是老鄉，都出生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城吉諾卡斯特。卡達萊以詩歌出道，在1963年發表長詩《群山為何沉思》后就接到霍查電話，還當過霍查夫人主管的阿爾巴尼亞文聯的主席和人民議會代表，寫過不少“命題作文”。或因上述原因，在他的一些明顯諷刺時事的小說被禁后，作家本人卻未受太大影響。多年后，卡達萊辯稱，一些職務是霍查強迫自己擔任的，而“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抵抗行為”。

現在，卡達萊有一半的時間住在巴黎，另一半時間住在阿爾巴尼亞。他在巴黎的寓所，位于巴黎最具有學術氛圍的拉丁區，距巴黎索邦大學步行路程十分鐘，再多走兩步，便可以到達葬有許多法國文豪的萬神殿，而讓海明威流連忘返的盧森堡公園，就在他家斜對面。

在卡達萊的家中，無論是屋里的陳設、墻上的油畫、客廳沙發邊上散放著的利口酒和威士忌，還是電視里播放的法德聯營文化頻道arte，都顯示出多年巴黎生活對他的影響。不過，“阿爾巴尼亞”在卡達萊身上是揮之不去的：聽到自己的名字被人用法語發音規則念出時，他會下意識地將其糾正成阿爾巴尼亞語；盡管在采訪中一再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但他的寫作卻永遠離不開阿爾巴尼亞的歷史與現實。或許這是一代東歐作家的共性——試圖遠離過去，卻無法與過去徹底決裂。

文學的最高準則，就是獨立性

記者：外界認為，阿爾巴尼亞的傳統文化是你作品獨特風格的源流。在你的《石頭城紀事》《破碎的四月》《三孔橋》等書中，都體現出了非常豐富的阿爾巴尼亞民族文化特質。那么，你如何概括阿爾巴尼亞文化特質對你寫作的內在影響？

記者：阿爾巴尼亞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特質和歐洲所有的文化特質是一樣的。也就說，它是基于阿爾巴尼亞的傳統和歷史的。

但文學是獨立的，不依賴于歷史，也不依賴于國家政治。文學與文化有關聯，但并不從屬于文化——文學有的時候像另一種文化，它的最高準則，就是作為一種精神創造物體現的獨立性。

文學是世界通用的語言。一位作家創作時，是寫給全世界，而不僅僅是他自己國家的讀者的——偉大的作家知道適應所有人的準則，他的寫作會顯現出一種普適性的文化價值。我們寫作是為了人類，為了體現豐富的人性。

記者：讓我們說說你寫作時使用的阿爾巴尼亞語吧。它是如何影響你的寫作的？

卡達萊：阿爾巴尼亞語可以算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之一。中世紀時，很多阿爾巴尼亞文學作品是用阿爾巴尼亞語、拉丁語和古意大利語創作的。很多作家用兩種語言寫作。這在歐洲算是一個比較知名的文學現象。

但在奧斯曼帝國統治阿爾巴尼亞時期，阿爾巴尼亞語一度被禁止使用。這也就是在阿爾巴尼亞文學史中，有很長一段時期里，作品是由拉丁文寫成的原因。當這個禁令被廢止之后，在1555年左右，第一批用阿爾巴尼亞語撰寫的書籍出現了。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用阿爾巴尼亞語寫的。我認為這門語言發展得足夠好，可以滿足我創作的需要。

記者：即便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搬到巴黎后，你也沒有使用法語寫作，對嗎？

卡達萊：是的。我能講法語，但沒有用法語寫作。在創作時，除了母語，確實有一些阿爾巴尼亞作家偶爾會使用其他語言，但我不做這種改變。一方面是我不愿意，另一方面，我的法語寫作水平還不足以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即便我現在的生活一半在阿爾巴尼亞，一半在巴黎。

記者：作為一個關鍵詞，“史詩”反復出現在你的作品中。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牛津大學教授約翰?卡利也說，你依循著可以回溯至荷馬的敘事傳統。但你說，史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為什么？

卡達萊：“史詩”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概念，人們非常喜歡它。人們喜歡用史詩來講述歷史和民族的故事。但對于我來說，這削弱了文學的本質。文學必須依照自己的行事法則來運行，尤其是我前面說的獨立性。而史詩過于流行，適合普羅大眾。

在巴爾干半島，史詩非常發達，特別是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當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占領時，史詩就成為了一種愛國文學，像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反映。但是當一個國家進入民主社會之后，史詩就變得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史詩的時代一定會過去。在阿爾巴尼亞，有一些作家也一直在嘗試打破“史詩”這種古老的傳統。

口述歷史也是如此。在阿爾巴尼亞的某個階段，確實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口述歷史時期，它影響了數量巨大的民眾。但在今天，因為教育的普及，口述歷史的傳統被越來越豐富的書寫歷史所取代。我認為，不夠發達或者處于過渡階段的國家，會對口述歷史產生更大的興趣。這種方式如果現在還在繼續，就是不正常。

寫作可以抵抗暴政

記者：在創作早期，你寫過大量詩歌。在你看來，詩歌寫作和小說創作有什么區別？

卡達萊：如今占主流的文學體裁是散文。但在過去的阿爾巴尼亞，詩歌更容易寫——因為詩歌更適合用于歌頌。因此在霍查時期，詩歌從來沒有遇到過審查的問題。

記者：你的小說處女作是《亡軍的將領》。是什么促成了26歲的你創作《亡軍的將領》？你成年后并沒有經歷過戰爭，為何能如此深刻地刻畫戰爭對人的影響？

卡達萊：我是在1963年創作這部作品的。我當時太年輕了，并不指望創作出輝煌的、熱情洋溢的作品，所以選擇了一個悲傷的主題來呈現那個時代。而在文學中，悲傷總是比歡愉更能觸動人心。我想要寫軍人的悲傷、軍人的死亡，這是我對國家政權的一種見解。我不能公開用寫作來對抗國家政權，但是我有著與書中那位將軍一樣的悲傷。

戰爭中的人性是復雜的。我在4歲時見過戰爭，這一點經歷對于理解戰爭中的人性當然是不夠，但我能感受到它。文學是表達各種主題的手段，我們能書寫愛情或一些哲學的命題，我們也同樣能書寫戰爭，所以我選擇了戰爭主題作為開始。

記者：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進行小說創作時，阿爾巴尼亞的文學主流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你的作品里有許多神話和虛構。這樣的嘗試能順利進行嗎？

卡達萊：即便是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當時都是個對于文學創作來說特別糟糕的時代：真相被隱藏，文學創作非常刻意。文學里沒有激情，也不表現人類的痛苦。

在文學創作中，我嘗試著加入我個人的價值觀和人性的成分。我的創作都不屬于當時那個政權所鼓勵的主流文學創作范圍。雖然這種嘗試和努力很困難，但仍然是有可能的。獨裁者再嚴厲的恐嚇與訓斥，也無法改變文學本身。

記者：你的小說使用了大量隱晦的語言，比如《夢幻宮殿》。在你看來，隱喻和寓言能給文學創作帶來什么？

卡達萊：造一棟房子，我們需要建筑材料，在文學創作中也是。我們使用隱喻、寓言、借代來搭建“文學作品”這座建筑。但在當時的阿爾巴尼亞，這些內容經常被刪掉。

記者：你說過，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抵抗行為。對這句話應該如何理解？

卡達萊：在通常情況下，寫作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但在極權統治下，寫作就成為對自由的呼喚。我們有自由書寫對生活的思考的權利，所以寫作本身就變成了一種抵抗行為：抵抗暴政，抵抗權威，抵抗很多事情。

在阿爾巴尼亞，我們經過了一段從極權到自由的歲月，甚至經歷了自由帶來的混亂。在這些歲月里，作家都有很多東西可以抵抗。

記者：說到這一點，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后，你創作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你也搬到了巴黎。這些變化對你的文學創作產生了什么深刻影響？

卡達萊：霍查執政時期，黨管理一切，有許多“命題作文”和上面交待下來的寫作任務。這些在今天當然都不存在了。但我覺得，我的寫作并沒有因為居住地改變而受到太大影響。我的寫作一以貫之，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說，文學是非常獨立的一種東西。

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特別糟糕的時候，文學也會變得糟糕起來；一旦政治環境緩和了，文學也會變得好起來。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極權統治的國家里，也能找到非常好的文學作品。

在我看來，作家不能讓自己的創作因為政權的好壞而改變。極權國家里的作家們也總能找到一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自由意志。政治體制可以影響文學創作，但是不能完全阻止一部好作品的誕生。

記者：就你自身的經歷來說，作為一個生活在特殊時期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寫作的最大劣勢是什么？最大優勢是什么？

卡達萊：假如你在創作時有一個限制自己的既定框架，這就是你最大的劣勢。假如你有強烈的表達欲望，這就是你的最大優勢。

記者：你如何評價阿爾巴尼亞新一代作家的寫作？

卡達萊：年輕一代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們積極、有野心，并且自命不凡。對于作家來講，這些都是好的。他們的使命就是創造好的文學作品。

“很高興中國讀者喜歡我的作品”

卡達萊作品《恥辱龕》。該書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故事：皇宮外墻被鑿出了一個壁龕，放置叛臣和敗將的首級。全書所有情節都圍繞這一“恥辱龕”展開，充滿魔幻色彩

記者：你的寫作富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在阿爾巴尼亞傳統之外，哪些世界作家啟發過你？

卡達萊：魔幻現實主義是一種文學現象，但我不同意“魔幻現實主義屬于拉美文學”這種膚淺的判斷。閱讀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學作品時，我們也會發現其中濃重的魔幻成分——我們無法想象那個時代缺了魔幻成分會變成什么樣子。對我來說，但丁的《神曲》就是魔幻現實主義。

就像我這樣的阿爾巴尼亞作家，也和全世界的作家一樣，天生有權使用魔幻現實主義來表現人性。我相信，在中國文學里，也能找到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

記者：你的作品里經常出現宿命問題。你如何看待宿命？你認為自己的宿命又是什么？

卡達萊：在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文學里，“宿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個概念。但“宿命”從來就和文學緊密相連，這是共識。

文學創作并不像歷史研究那樣需要邏輯清晰。在文學創作中，“宿命”與邏輯和決定論沒有任何關聯。因此，我們也能在大眾流行的口頭詩歌里找到“宿命”。“宿命”是一個有挑戰性的主題，體現了人類思想的豐富性，也表現了人類思想的黑暗面。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非常有藝術性和神秘感的概念。

我非常喜歡“宿命”，因為其中隱藏著真相，這種真相非常難以尋覓。我個人的宿命就是當作家——這是個非常困難的職業，存在一種世界范圍內的巨大競爭，每個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在拼命試圖創作出好的文學作品。我們必須為此竭盡全力。這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但也是一種幸福的折磨。

記者：你認為自己是阿爾巴尼亞文學的一個“例外”嗎？

卡達萊：這是指作為一個作家，是否認為自己在文學界很特殊嗎？錯了，通常很多人都不得不書寫同樣的主題。所以唯一的區別是等級，即一個好作家和一個平庸作家之間的區別。

我是阿爾巴尼亞作家里比較出名的一個。在阿爾巴尼亞這么小的國家，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非常難，所以我們常常說不出阿爾巴尼亞作家的名字來。但我還是要強調，文學是獨立的，有它自己的運行法則，它與國家的大小、強盛與否沒有直接的關系。

從邏輯上來講，一些國家的人口多，應該出現很大數量的國際知名作家，但事實并非如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是的，我算是個特例，我是阿爾巴尼亞這個小國家里的國際知名作家。這體現了作家這個職業的神秘感，以及文學的美感——一個作家成名與否，沒有什么必需的前提。

記者：有人把你跟卡夫卡和奧威爾相比，對此你怎么看？

卡達萊：我自己很難評價。我很喜歡卡夫卡。我想，我也不會是第一個被人們拿來與卡夫卡做比較的人。

記者：2013年，莫言的《蛙》在阿爾巴尼亞出版。你是否讀過他的作品？

卡達萊：我知道莫言，讀過一點他的作品，我覺得很有意思。現在，我的阿爾巴尼亞編輯與中國的出版社簽了版權引進協議，準備把一些中國作品譯成阿爾巴尼亞語出版。不過，對我來說，中國是另一個世界，我對那里不太了解。中國作家需要更出名一些才行。

記者：你的作品在中國也很受歡迎。

卡達萊：真的嗎？這說明人們對文學的接受度已經超過了人們的日常經驗。文學體現出來的人性總能帶來新的東西。我很高興中國讀者喜歡我的作品，對于我來說，這是人類精神的勝利，是人性的勝利。

記者：你最近在創作什么新的作品？

卡達萊：我一直在寫作，至今沒有停過。我的下一部作品有120頁，討論的是暴君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我想寫一寫傳統意義上的暴君和“藝術暴君”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