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張悅然將所有的好奇與思索集中在一枚釘子上的時候，那些對她來說尚有些遙遠的時代開始步步逼近。被卡住的靈魂，被纏繞在一起并指向家族與個人的復雜情感也逐漸膨脹成了一種必須被書寫的形態。那些鮮明的時間節點，那些被揚棄在必然中的偶然事件，隨著兩個視角的交叉敘述緩慢又沉重的鋪展開來，最終完成著一種別樣的表達：在纏縛中的尋找與告別。

小說中敘述的故事，每一步都隨意又確實緊致地踩在了重大的時間節點上。1967年、1990年、千禧年、非典年......人物的命運就在這些時間節點上發生著重大的轉折，在這個意義上，個體已經具足了群體的影射功能，每一個被纏縛住的小繭都被一個巨大的鎖鏈捆綁在了一起，在茫然無措中艱難的找尋一些真相和意義，并與往事、與執念、與壓抑的愛和徹骨的恨告別。

徘徊于無地的愛。

《繭》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種特殊的情愛書寫。這些愛被那些無形卻強悍的力量緊緊勒住，在巨大的時代磁場里，在強烈的恨中，在那些含糊不明的難舍之境下畫地為牢。

主人公程恭和李佳棲的愛那么明確又兜兜轉轉，他們執著于往事和真相的探尋中，被各自來自家族和彼此的沉重枷鎖壓進無助的深處，甚至在最后也將唯一的可能交付給了硬幣所代言的宿命。與他們的愛相比，程恭奶奶的愛情、李佳棲父親與汪露寒的愛情要沉重的多也刺骨的多。面對被一顆釘子卡住了行動的丈夫，程恭奶奶必須要面對守活寡的現實。這個在戰爭年代敢于以扔手榴彈的決絕方式爭取婚姻自由的強悍女性卻不得不在現實的碾壓下徹底退入冰冷的繭中。她爭取過，被愛情柔化了的她甚至要以殺害植物人丈夫來換取徹底的自由，然而最終她還是“認命”了，面對情人的最終歸宿，她封閉了所有愛的感官，只剩下了恨，堅守著“恨比愛更堅定，更強烈”的信條活成了一種尖刻又陰郁的模樣。

李牧原和汪露寒的愛是整部小說中最為椎心泣血的書寫。他們在反抗中與全世界為敵，看似堅硬而牢固的愛情堡壘卻最終坍塌于潦倒，又因李牧原的車禍（或可說是自殺）而上升到了一種宗教層面的永恒——因失去而牢不可破。

如果說程恭與李佳棲的愛是受困于仇恨與“隱秘的往事”，程恭奶奶的愛是被宿命所殘忍擠碎，李牧原與汪露寒的愛是被時代大潮裹挾而去的話，程恭姑姑、李佳棲媽媽各自的愛都是被那難以割斷、法逃離的生活所生生窒息。當程恭姑姑親手燒掉紅色日記本的愛情心事、揮手綠皮火車在菜市場獨自揾淚的片刻，當李佳棲媽媽穿著嶄新的裙子在男友家尷尬站立忍受冷漠的瞬間，那種心如死灰的無奈之感撲面而來，無助著，顫抖著，宣告著兩位女子愛情生命的徹底終結。

當然，最不能也不該被忽視的，是陳莎莎的愛。這個遲鈍的女孩，以全部生命的熱情深愛著在少年時期奪取她貞操的男人。她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渴望用甜品和性來溫暖她心甘情愿付出的對象。這份愛顯然是程恭無法承受的，她視她為毒、為累贅、為渺小不堪的生命，以及道德的譴責。他甚至為了擺脫要眼見著陳莎莎死在自己面前。然而陳莎莎卻從沒停下對他的愛，那從容面對欺騙、暴力、冷漠和鄙夷的定然不是遲鈍，而是深入骨髓的深情。小說的最后，面對李佳棲和程恭的重逢，她“從包里掏出兩罐餅干塞給程恭，拍了拍他肩膀上的雪，然后拉上拉鎖，把旅行袋背到肩上，朝來的方向走去。”這場景像是一塊巨大的黑幕，轟然拉下，再也看不到人物的表情。

最終，小說中的人物都在愛的面前攥緊了拳頭又悄然松開，使那最柔軟的感情徘徊于無地。

張悅然顯然已經告別了她作為“八零后新銳作家”時“以痛為愛”的書寫，她在歷史和現實的語境下重新審視和發掘著愛情的要義，最終發現原來“痛和無力”依舊是她愛情的表達，只不過，這表達通往了更為縱深的地方——歷史、生活，以及內心深處的那場浩劫。

艱難的找尋與無聲告別。

《繭》在一場對話中“雙聲疊韻”地講述一個宏大背景下充滿個性化的故事。兩個家族，一個因院士頭銜而永葆體面，一個因植物人定調成必然的破敗潦倒，然而又都面臨著同樣的苦楚與難言。院士可能就是“造就”植物人的元兇，然而卻誰也無法再撬開歷史的密封而探視1967年那個雨夜的真相。

在夢境和“家族意識”的呼喚下，少年程恭開始了找尋的征程。他閱讀、思考、發明靈魂對講機，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渴望叩開爺爺身體的驅殼，直面靈魂給出的真相。然而，偶然往往改變著故事的脈絡與人物的心緒。偷聽到牧師的對話，程恭被那似乎唯一的“真相”而碾壓，他瞬間就將靈魂對講機放在了爺爺床底下，同時無聲地告別了靈魂可以給出的另外答案。他被恨包圍，重新審視糟糕的生活和卑微的身份，這促使著他開啟了另外一種找尋，尋得報復之法。對李佳棲的冷語和造成李沛萱破相的“死人塔”事件在那么幾個片刻令他動搖了，但總歸無法踏上回頭的路。

而那句冷語也間接地造成了李佳棲的尋父之旅。咣咣鐺鐺的火車，醉醺醺的父親，詭異的汪露寒母女，這些親歷又在父親車禍死后成為最直接的線索。與父親艱難的告別之后，李佳棲以更為堅定的方式踏上了重尋父親的時光。她拼湊各種往事的片段，在不同的人口中挖掘父親曾經的蹤跡，她用想象素描出一個“真實”的父親，那個被家庭、愛情、時代、事業共同拋棄的父親，她渴望感同身受。探尋父親的往事成為了她唯一的愛好甚至是事業，她消費著男友的包容、個人的尊嚴以及肉體，去搜集和整理。她是期待著一場真正的告別吧，無聲的，不那么殘忍的，足以應對現實困厄的揮手作別。

小說中的各色人物，都在尋找愛的可能，也同時完成著對失去的告別。李佳棲、程恭、李牧原、汪露寒......他們的尋找那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李佳棲將尋找愛的過程捆綁在尋找父親過往的歷程里。她與男友的分分合合，與父親學生的性關系，直到燒毀那些她自認為寫給深愛詩人的信時，她無法分別究竟哪些是寫給父親的。她作為女性的愛起點原是父親。當兩條道路并軌，她停下了尋找的腳步，將告別無聲地完成在了回到南院的起點上。

程恭找尋愛，同樣暈染著失落與凄惶。對李佳棲，對汪露寒，對陳莎莎，他分不清自己如何完成一個愛的指認。頻繁更換的女友，對無法承受感情的恐懼，使他茫然無措，腦海里都是病房陽臺上那染有成熟女性指溫的床單。他甚至無從對這些朦朧的感情進行告別，只能以一種逃避的方式將自己剝離，直到李佳棲的突然造訪。

對生命意義的尋找，在一個更為深刻的層面構造著這部小說的靈魂質地。少年們踏入“死人塔”，面對支離破碎的尸體由好奇到習以為常，而對那殘破的人腦標本，生命被卡住的植物人爺爺，程恭和李佳棲又開始了關于靈魂的探討。這些細節暗示著作者渴望展示的對生命意義的深究。就是在那個時間節點，昭示著主人公開始了對個人史、家族史，甚至是民族歷史的探底，他們又不可避免的與時代同在，于是往昔和當下開始了在尋找中的“共振”，這成為了他們產生迷惑的根源——不知“其源何自”的恐懼。

那個永遠以工作和保持體面為己任的醫學院士，在兒子葬禮上面無表情、在病床上等待死亡、在報道里真真假假地定格、對除去他自己，所有人都好奇的1967只字不提；他與那個充滿隱喻意義的植物人共同承擔著一個艱深的課題，即“活著”。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詮釋一個冷冰冰而程式化，一個溫暖卻僵硬，兩種共同的“堅定”成為了作者最有力的質疑。

尋找爺爺的最終去處，不但把程恭奶奶繭縛在了那老舊又潮濕的“瀕危”建筑里，也把姑姑纏縛于此，她們以尋找為精神動力，難以跳脫生命的囚籠，最終只能與個體的幸福慘淡而無聲的告別。

故事的結尾，我們不由想象程恭的最終去處，是回到小白樓，還是去那個一直存在于臆想里的南方，究竟是繭縛還是告別，形式的告別是否又會再次循環成了一種對新鮮“往事”的繭？

我們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通過《繭》，不難看出張悅然在對歷史的探視和對時代的體悟中，找到了一種不變的常態書寫——尷尬的自我囚禁。同時，一種新型的關系也被悄然重構，歷史的巨大引力和強烈的神秘氣質與尖銳現實中所滲透著的迷惘情緒，在人物尋找真相和意義的過程中互為因果，相互指涉。在無數可能的“釘子”刺過來時，所有的悲劇都在妊娠，在處境無奈的現實中蠢蠢欲動，渴望那種溯源的過程，一道道絲由此開始具備了繭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