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宮里的石經

石經，顧名思義就是刻在石頭上的經典、經籍。早在東漢嘉平年間，儒家經典便幾次鐫刻為石經。西漢末年，當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后也受此啟發，于是北齊時期便出現了第一塊佛教的石刻經典。當時的先人認為紙帛書經輕易就會遭到毀滅，而篆刻于石才可以永存于世。

人們的假設在后來得到了證實。一千多年以后，當房山石經山上封于9個石洞中的四千余塊石經板和山下云居寺地穴里一萬多塊石刻經重見天日的時候，那些碑文上清晰的筆觸和雋秀的字跡似乎在告訴所有的人們，這世間的確存在永恒。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文件中就有記載，房山石經的拓印，原是1955年為配合東南亞一些國家，紀念佛祖涅槃2500年開展的對外宣傳活動，同時也是為了整理罕有的歷史文獻。1956年春天，中國佛教協會開始了對石經山的發掘和錘拓工作。 ”在9月9日舉行的“房山石經與云居寺創建1400周年暨中國佛教協會發掘拓印房山石經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考古專家吳夢麟這樣說。

房山石經的誕生

據介紹，房山石經由靜琬大師在隋朝大業年間創刻，師徒相傳，代代接替，從隋朝一直延續到明代，共經歷6個朝代、一千年的時間，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議的工程。僧人們如此鍥而不舍，除卻對信仰的虔誠更因為遭遇了兩次“法難”的打擊而心有余悸。

中國歷代統治階層對信仰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有的推崇佛教，有的排斥佛教。南北朝時期就出現了兩次皇帝大規模的“滅佛”運動，盛極一時的佛教遭到了幾乎滅頂的災難，全國的寺廟被賜給王公將相作為私用，僧徒被迫還俗，佛像被砸毀，經書也化為灰燼。沒有經書就無法念經拜佛，信徒們唯恐失去信仰。北齊一個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將佛教中的重要經典刻在石頭上，存放于洞中，如果“發難”再次降臨，手寫經書被焚燒殆盡，就等災難過后取出石經作為底本拓印，以免失傳。

慧思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沒有實現，他的弟子靜琬秉承了師傅的遺愿，立志汲取“滅佛”的教訓，鐫刻石經。靜琬游歷多方，最終選擇房山作為刻經之地。那里有隸屬太行山系的山脈，云霧繚繞，似有仙氣。山下一個叫石窩村的地方盛產石料，山上有洞穴可以藏經。于是靜琬開始化緣籌錢，潛心刻經。據了解，隋唐靜琬刻經是房山刻經歷史的初期，靜琬用什么樣的經卷版本做刻經的參照已無從知曉，但可以推測數量不會太多。

房山石經的拓印

上世紀50年代曾有拓印工作小組對房山石經進行探索。“他們在拓印的過程中堅持按規定程序進行，首先把經板從洞中抬出，輕搬輕放，保證經板的安全，而且預先搭建了工棚，進行對經板的清洗、編號，最后再來拓印，拓印的時候找了兩批有經驗的拓工，同時還從水頭村找到了當時的一些村民來搬運，有的也在學習拓印。后來我曾訪問過當時在石經山抬運經板的村民，他們對石經山的記憶依然猶新，而且也為當初的工作感到非常榮幸。 ”吳夢麟說。

據介紹，雷音洞是當時拓印工作小組清理的第一個對象，這是9個洞穴中唯一為開放式的，一度作為法事活動的場所，經歷一千多年的風雨，洞內景象殘破不堪。原本鑲嵌在四壁的石經板有18塊破裂，迎面洞壁的一塊經板上還被胡亂刻下了“到此一游”四個字。工作組從山下的石窩村找到了最好的工匠師，把18塊殘碎經片一一拼接完好后重新鑲嵌回洞壁上。

在以后的研究中，正是通過這些拼接起來的殘片內容，學者們找到了探索整個房山石經的線索。過去人們一直認為《華嚴經》是靜琬所刻的第一部經，文獻中也這樣記載，但工作人員從殘缺的“伍德八年題記”中得知， 《涅槃經》才是房山石經的首部，只是因為完成后靜琬發現其中有缺字，便把它們當作石料鋪在門口。

1957年的夏天，拓印工作人員根據史料的記載在山下云居寺內，于已被炸毀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長109米，東西寬10米，深5米，四邊筑有圍墻，穴內分大小不等的兩室，擺滿了一摞摞一層層遼金時期的經板。一年后，地穴石經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撥專款蓋建了庫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塊石經。

這一萬余塊的石經除了在佛經校勘和研究歷代書法演變等方面，尤有重要的價值以外，背后還包含著豐富的歷史資訊，即這些石經上的題記。每篇經末的題記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錢財的數量、要求刻經的篇目和刻經的目的，其中還有短篇的文章。這對研究當時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都有重要的作用，足以形成一門課題，為各國的學者研究探討。

房山石經與醫學

“我想對佛教醫藥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確實在佛教的經藏里面蘊藏了大量的醫藥學史料和醫藥學思想，已經出版的書籍差不多有一億字，系統地整理為100多部佛教醫藥全書。 ”此次研討會上，北京中醫藥大學李良松教授所作關于房山石經對佛醫女科貢獻的報告是在此前幾次關于房山石經研討會上研究成果的一個亮點與升華。

“與中醫女科相比，佛醫女科的思想略早于中醫，并對中醫女科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迦葉尊者是佛醫女科的鼻祖，其《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為佛醫女科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另房山石經中的《佛說胞胎經》不僅對中醫、藏醫、蒙醫和傣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為佛醫的生理學、解剖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良松說。

李良松認為迦葉尊者對佛醫的貢獻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奠定了佛醫女科的思想基礎，因為在任何一個時代，女科都是最為隱秘又無法回避的一門學科，如果不是一個曠世名家或者超凡的智者，一般人不敢提，所以這個使命落到了迦葉的頭上。“我們想在佛陀時代，他的醫藥學比我們中醫女科的起步早了1000多年，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良松感嘆道。其次，迦葉尊者構建了佛醫女科的理論框架，同時開創了佛醫女科的臨床體系。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歷史上，儒家避諱胎產，而佛醫女科卻在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

自明清房山石經引起學者注意以來，諸多研究均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入手。在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羅炤看來，此次研討會規模小型但規格卻是往屆最高。來自美國、德國、日本、奧地利、俄羅斯、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36位專家、教授為此會議專門著作論文，在房山石經與云居寺歷史、房山石經與佛教建筑等六個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領域進行了交流探究。房山石經是中國佛教石經的集大成者，因為對它的研究，使得過去的珍貴歷史片段得以保存和發揚。還因為許多國際研究者的加入，保全了諸如原本準備撤銷的山東省石刻藝術館等在內的眾多文物研究場館，也為國內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新的方法和視角，同時推動了云居寺文物保護事業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