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戲蓮青花酒罐（元代）

白釉雙龍柄盤口瓶（隋唐）

從哥德堡號打撈出來的清康熙青花礬紅描金花卉八方肉盤

“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讓在遙遠過去由于貿易在海上和陸地上產生的絲綢之路開始重新受到關注。實際上在這條路上被販運和銷售的不僅有絲綢，還有茶葉、瓷器、漆器等許多中國制造的產品，當時的中國制品具有世界公認的優越地位。美國學者羅伯特·芬雷曾在他的書中寫道：“人類物質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國的主導下展開。在絕大部分的人類歷史時光之中，中國的經濟都為全世界最先進最發達。”但今天的我們，似乎忘記了我們這段歷史的榮光，還忘記了在歷史上，中國不僅是一個“黃色”的農業文明的國家，也是一個“藍色”的海洋貿易非常發達的國家。為此，本文選擇“海上絲綢之路”，也可以稱之為“海上陶瓷之路”作為主題，以唐宋中國陶瓷的海上貿易為對象，討論中國曾經有過的海洋貿易的輝煌。

漕運開通后的中國水運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瓷器的國家，同時也是最早利用水運將貨物運向整個世界的國家。中國漕運的發達，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鑿通濟渠，從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黃河；又引黃河通淮水，通過漕運將江淮糧秣物資運到京師。到唐肅宗時，又使長江—邗溝（邗溝是聯系長江和淮河的古運河）、汴河（古運河的一段）—黃河及黃河—渭水三個交匯處轉運倉的建設有所加強，并形成“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圣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的場面。

唐代的水上運輸發達，促成了造船工業的發展，尤其是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造船業之盛，為全國之最。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堅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則用樟樹、杉樹或柯樹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內河船及海洋船兩類。海洋船方面，唐代遠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時，閻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東海、黃海直上高麗，另一方面亦有遠至紅海的商船。

這樣的海運能力促使當時中國各 瓷區的瓷器得以運銷到世界許多國家，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窯口鞏縣窯，其位置正處于洛水與黃河交匯的洛汭地帶。這里曾是溝通北方大半個中國的漕運樞紐。這里溯洛水向西可達東都洛陽和京師長安；順黃河東去，可抵鄭州、開封，轉入大運河向北直通華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鮮、日本；向南直達當時重要港埠、國內國際商貿城市揚州；再順長江東去，可直航海外達東亞、南亞與中東地區。陸上，從鞏縣窯址向西南，經軒轅關即達唐代大都會東都洛陽，洛陽當時是絲綢之路的東端，成為鞏縣窯產品陸上輸往西域和歐洲的重要通道。還有當時的長沙窯生產的釉下彩瓷器遠銷亞非不同的國家，其地理位置處于湘江附近，其產品從湘江到洞庭湖，然后達長江進入海外。當時著名的瓷器產地越窯，更是屬于明州地區，明州是當時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這種便利的水運交通，讓中國的瓷器通過國內的人工及河流運輸到達沿海港口，到達內海然后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走向歐亞非大陸。

繁榮的中國港口與對外貿易

中國自古對外交通要道主要有二：一為西北陸路，二為東南海路。自漢代以來，武帝通西域，西北陸路對外交通日見發達。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觸古羅馬等國。中國的絲綢就由此時傳入羅馬。至于東南海路，經交州（即越南）、廣州等地，進入海洋。

到唐代時，海運路線得到了擴張。以從明州港出發的航線為例：從明州港出發南下，穿過臺灣海峽，向東南到達菲律賓群島。沿呂宋島、民都洛島、宿務島、棉蘭老島、蘇祿群島西海岸南下，經加里曼丹島西北海岸至爪哇、蘇門答臘島。越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穿過尼科巴與安達曼兩群島，橫渡孟加拉灣至印度東海岸，再從東海岸南下，經斯里蘭卡后，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著大陸海岸線，一路直達波斯灣。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內地；或至波斯灣盡頭，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豐、阿比爾塔和薩馬臘等地。一路則繼續沿阿拉伯半島南岸經阿曼至亞丁灣；或入紅海北上抵達阿伊扎布或庫賽爾港，在此卸貨后，再向西橫穿沙漠到達尼羅河，然后順尼羅河而下最終抵達福斯塔特；或沿非洲東海岸南下，經曼達島、吉迪，最后抵達基爾瓦島。唐代，除明州港外，還有廣州、泉州、揚州三個重要港口。

唐初商業運輸及海外貿易大增，廣州和泉州首度成為重要港埠。當時有人造訪廣州，看見“來自印度、波斯和南海等各地的船舶無法計數，滿載熏香、藥材和珍品，堆積如山”。公元9世紀以后，中國式大帆船開始主宰對印度洋的貿易，取代了印度洋開來的較小船舶，制瓷業尤其因此獲利豐厚。

公元7世紀時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此時伊斯蘭勢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來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地中海東岸、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波斯，造成西南亞貿易區全面重整，統一在伊斯蘭旗下。這樣的統一使這個地區變得日益強大，并以此為力量滲透到周邊國家。公元8世紀起，西南亞船舶開始來到廣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種外國貨輪，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駛來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以獅子國（即今斯里蘭卡）的貨輪為最大。船高數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積寶貨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時，郡邑為之喧闐。可見當時的貿易，一方面是中國的商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西南亞等地的商人走進來，形成一種循環的流動。

義無反顧地面向海洋貿易

如果說，在唐朝時，中國的對外貿易尚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同時并進，但到宋代由于西北地區戰亂不斷，陸運困難。朝廷比唐代更重視海外貿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設立兩浙路市舶司，以轄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務。此時的國際海路，有許多中國商人參與，他們和阿拉伯人一起，成為中國與印度洋兩地貿易的主導者。此刻來自各地多元族裔的穆斯林商人：埃及、阿拉伯、波斯、東非、印度、東南亞，與中國商人并非兩個完全獨立不屬的類別，因為在這些中國商人中也有人信奉伊斯蘭教，而穆斯林商人也有家庭世居中國，兩者都對海上運輸貿易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考古學家在波斯灣多處港口發現的中國銅幣，便多由抵達此間的中國商船載運而來，船主則是居于中國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商人。此時穆斯林商人的陶瓷貿易規模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商人們將中國商品帶到瑟羅夫與鄰近港口，貨物由這里轉為陸運，通過扎格羅斯山脈，抵達波斯法爾斯與克爾曼兩省的城鎮。船只向北再行350公里，到達更遠的巴斯拉，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三角洲，之后，再通往哈里發王國的其他大城。

到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征服北中國，結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階段。接下來金國又擊敗契丹遼國，幾乎切斷了宋帝國與中亞的所有接觸。從1126年至1279年蒙古滅宋為止，中國君主只能從長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臨時國都，治理他們殘存的帝國疆域，統治面積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強權橫亙阻絕，絲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轉身，迎向海洋。

近年來，在沿海一帶，發現了許多宋元時期的沉船遺址，從這些水下考古發掘的瓷器我們可以看到，宋代中國的外銷瓷生產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福建和廣東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過福建入海。如福建東北部與浙江、江西接壤，龍泉窯主要產區的大窯窯區，經過很短的陸路，即可進入閩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鎮屬信江水系，與閩江水系的上游鄰近，可經過一段較短的陸路轉入閩江，順江而下出閩江口入海。這樣的交通，導致處于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為一座國際性的重要貿易港口。

“黃色”與“藍色”的中國選擇

不少學者認為，歐洲是藍色文化的代表，中國是黃色文化的代表。但如果我們翻開中國的歷史，包括我們閱讀了中國瓷器貿易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歷史上，中國并非只有黃色文化，曾幾何時我們的藍色文化也很發達。筆者以為，長期以來中國處于某種可稱為“黃中國”對“藍中國”的緊張關系之中。簡單地說，前者代表黃河、長城、農業優先、大陸至上、命令式經濟體制、儒家文官制度、漠視海洋世界；后者則意謂長江下游、市場經濟、自給自足、文化互動、長距離貿易、迎向海洋。這兩種文化的博弈，最終以黃色文化取勝。但筆者認為，這種勝利主要是表現在明中期以后，在唐宋元，包括明中期以前，中國都是一個極其開放的國家，是“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共存的國家。中國人常說自己是黃河的兒女，其實在歷史上也是長江的兒女，長江是一條通往大海的重要通道。從唐代一直到鄭和下西洋為止，中國人都是通過長江到達海洋，從而成為海洋上的強者。只是明中期以后的精英階級才單一地堅持大陸觀點，對他們來說，“海洋是商人的場域，是逐利而非逐位者或追求原則者的天下。海洋代表著無法治理的陌生異域，他們往往心懷憂慮而視之，且務必盡可能地避而遠之。”

從15世紀末開始，當中國人從海洋退縮時，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卻開始了。于是，一場東西方的相逢導致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變。前者是大陸導向思維，遵奉以陸地為根基的權力中心；后者則屬海洋導向，以軍事武力為后盾開創海上商貿事業，最后以后者勝利而終結。這一后果到今天都是中國人的心結，這一心結讓我們認定，中國只有黃色文明的歷史，而沒有藍色文明的歷史。

但當我們今天重新面對的“一帶一路”的區域，我們看到的是，在歷史上“藍色”的中國和“黃色”的中國一樣強大。我們的祖先曾用他們的駝隊、船隊走出了一片天地，開辟了舉世聞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后來，在這海陸的兩道上，不僅有了我們祖先的足跡，還有了許多外來者的足跡，再后來，我們不敢再 往前走，于是，我們關門了。最后，外來者竟然用炮火打開了我們的大門，走進了我們的家里，讓中國曾一度淪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我們不僅要打開大門，我們還要再次出發，但如何出發？是否需要回頭看看我們的歷史？那是我們曾經向今天走來的路。筆者認為歷史是不會死的，它是在不斷地游動的，只是有時我們會疏忽它的存在，看不到它所蘊含的內在生命力，所以，我們需要了解歷史和喚醒歷史，并以此來看看通往未來的路。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會長） 方李莉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