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似圣徒的天才

T.S.艾略特 ｜ 黃燦然 譯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20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神秘主義思想大師。1909年2月3日生于法國巴黎一個文化教養很高的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1926年到1931年，薇依進入巴黎高師從事哲學學習、研究。1931年到1934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幾所中學任哲學教師。為對世上的苦難有切實的體驗，1935年她到阿爾斯通、雷諾等工廠像真正的工人那樣從事重體力勞動。1940年到1943年，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為重要的幾年。薇依對以往的勞動、戰斗、政治參與、社會活動的經歷進行理論總結。在馬賽、紐約，最后到倫敦，她寫了一本又一本的筆記，內容涉及哲學、宗教、歷史、政治。直至1943年8月24日因饑餓、重病死于倫敦郊區的修道院，年僅34歲。

唯一可堪與西蒙娜?薇依的一本著作建立永久聯系的導言，應由某個認識她的人撰寫，就像居斯塔夫?梯蓬為《重負與神恩》撰寫的序。她的著作的讀者，會發現自己面對一個深奧、激烈而復雜的卓識者；那些曾有機會與她長談或通信的人士，尤其是在她生命最后五年那些特殊條件下認識她的人士所提供的協助，在未來的日子里將具有永久性的價值。我缺乏這些資格。

我寫這篇序的目的，首先是申明我堅信這位作者和這本著作的重要性；其次是警告讀者勿過早下判斷和作出匆促的歸類——勸讀者抑制自己的偏見，同時要耐心對待西蒙娜?薇依的偏見。一旦她的著作為人知曉和為人接受，像我這樣的序就多余了。

西蒙娜?薇依的所有著作都是她死后出版的。《重負與神恩》——它是梯蓬從她浩繁的筆記中挑選的，也是在法國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其內容是令人贊賞的，但其形式則有點靠不住。與帕斯卡爾比較（西蒙娜?薇依有時用頗粗暴的語言對待他）也許太過火了。這些摘錄的片斷透露出深刻的洞見和令人震驚的獨創性，但也表明她的思想是一種偶爾發出靈感的閃光的思想。

在讀了《期待上帝》和現在這本書后，我覺得我必須嘗試去理解這位作者的人格；還覺得要完成這種緩慢的理解過程，必須一讀和再讀她的全部著作。在嘗試理解她時，我們一定不要分心——因為初讀太容易出現這種情況了——不要考慮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她。我們應當僅止于讓自己暴露在一位天才女性的人格面前，這是一種近似圣徒的天才。

也許“天才”不是恰當的詞。那位唯一與她討論過她的信仰和她的懷疑的神父曾說：“她的靈魂無與倫比地優勝于她的天才”。這是換一種方式說明我們初次接觸西蒙娜?薇依的經驗，不應以贊成或不贊成的措辭表達。我很難想像有任何人會同意她的所有觀點，或不強烈地反對她的某些觀點。但是，同意或反對是次要的：與一個偉大的靈魂接觸才是重要的。西蒙娜?薇依是一個原可能會成為圣徒的人。

像某些達到這種境界的人一樣，相對我們其他人而言，她有更大的障礙要克服，也有更大的力量去克服障礙。一個潛在的圣徒有可能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我猜西蒙娜?薇依有時可能會令人難以忍受。你會在這里那里遇到一種矛盾，一方面是一種近乎超人的謙遜，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近乎極端的傲慢。剛才我援引的那位法國神父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他記憶中“從未見過西蒙娜?薇依在討論的過程中作出讓步，盡管她有追求客觀性的高尚愿望”。

這句評論可用來說明她大部分已出版的著作。我不相信她是被自己那種雄辯的口才帶來的愉悅——一種自我放縱，我懷疑帕斯卡爾在《書信》中就非常危險地接近這點——也即那種要在爭論中炫耀戰勝別人的力量所驅使。相反，她的一切思想都是如此強烈地被體驗過，以致放棄任何看法都需要修改她的整個生命：若要修改，就必定是痛苦的，在談話的過程中也是如此。再者——尤其是在年輕人身上，以及在像西蒙娜?薇依這種看不到有任何幽默感的人身上——自我中心與無私有時是如此接近地相像，以致我們可能會混淆兩者。

然而，說西蒙娜?薇依的“靈魂無與倫比地優勝于她的天才”，如果給人一種貶低她的才智的印象，那么這將是一種誤解。無疑，她可能會不公平和不節制；無疑，她有過某些驚人的偏離和夸張。但是，那些考驗讀者的耐性的不合理的斷言，不是源自于她智力有缺陷，而是源自于氣質的極端。她出身于一個絕不缺乏知識天賦的家庭——她哥哥是一位杰出的數學家；至于她本人的思想，則不遜于使用這個思想的靈魂。

但這種才智，尤其是當它專注于那些侵擾西蒙娜?薇依的問題時，只能慢慢地步向成熟；而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西蒙娜?薇依只活了三十三歲。我認為，尤其是在《對根的需要》中，她的社會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是非凡的。但是，她擁有一個有待成長的非常偉大的靈魂；我們批評她三十三歲的哲學時，不應把它當成一個比她大二三十歲的人的哲學。

在這樣一位作家的著作中，我們一定要預期會遇到悖論。西蒙娜?薇依體現了三種東西——法國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最高級別。她是一位愛國者，如果把她送回法國去為同胞受苦和為同胞而死，她會很樂意：但她卻在一九四三年死于英國肯特郡阿什福德一家療養所——她的死，有一部分似乎是苦行的結果，因為她拒絕攝取超過法國普通人民獲官方配給的糧食。她還是一位清楚地看到當代法國的缺點和精神軟弱的愛國者，一如本書所表明的。

她是一位基督教徒，全心信奉圣餐中的耶穌基督，然而她拒絕受洗禮，并且她的大部分著作構成對教會的令人畏懼的批評。她是熱烈的猶太人，為猶太人在德國的不幸而受苦；然而她以一位希伯萊先知所具有的一切嚴厲來申斥以色列（我這里所說的“以色列”，跟她所說的一樣，當然不是指現代的以色列國）。我們知道，先知們在耶路撒冷被人擲石頭：但是西蒙娜?薇依承受從幾個方向擲來的石頭。而在她的政治思想上，她以左右兩個陣營的無情批評家的姿態出現；同時，她比大多數自稱保守主義者的人士都更真正地熱愛秩序和等級制度，也比大多數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士都更真正地熱愛人民。

至于她對羅馬公教的態度和她對以色列的態度，我只希望在這篇序的篇幅里提出一個看法。這兩種態度不僅是可兼容的，而且是連貫的，并且不應被混為一談。事實上正是她對以色列的拒絕使她成為一個非正統的基督教徒。她否定除少數部分外的全部《舊約》（而在她接受的部分中，她則辨認出迦勒底和埃及的影響的痕跡），但她掉入某種酷似馬西昂派的離經叛道。她在否定以色列的神職使命的同時，也拒絕基督教會的基礎。

因此，才會有造成她如此多精神痛苦的種種困境。我必須申明，她的著作中沒有新教徒的痕跡：對她來說，基督教會只有可能是羅馬公教。在教會中，有很多東西她視而不見，或保持奇怪的沉默：她似乎沒有想過圣母瑪利亞；至于那些圣徒，她只在意那些因其著作而引起她的興趣的——例如圣托馬斯?阿奎那（她不喜歡他，也許是對他不夠熟悉）和十字架的圣約翰（她因為他對靈修的深刻知識而贊賞他）。

乍看，在某個方面她與當今那些知識分子（多數具有模糊的開明新教的背景）有某種共通之處，他們只有通過東方的神秘主義才能找到通往宗教生活的道路。她對希臘的一切東西的熱情（包括秘密宗教儀式）是無限的。在她看來，以色列沒有任何啟示，倒是迦勒底人、埃及人和印度教徒有很多啟示。她的態度也許危險地接近于普世主義者的態度，他們認為終極和秘傳的真理只有一個，認為所有宗教都表露了這個真理的某些痕跡，還認為我們遵守這些偉大宗教的其中哪一種，是無關重要的事情。然而她因全心信奉耶穌基督這個人而免于犯這個錯誤——而這一點是值得贊賞和慶幸的。

在她對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信仰的批評中，我想我們必須為自己作出三重區分，問我們自己：怎樣才算公平？異議要多嚴重才必須反駁？以及，就錯誤而言，考慮到一個優越而激情的人格的不成熟，應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原諒？我們的分析可能非常不同：但是我們必須自己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她是一位有多淵博的希臘學家。我不知道她對東地中海諸文明的歷史涉獵有多廣。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以閱讀梵語的《奧義書》；或者，如果她可以，她對梵語精通到什么程度——梵語不僅是一種高度發展的語言，而且是一種思想方法，其艱深對一個歐洲學生來說不僅令人生畏，而且鉆研愈深愈令人生畏。但我不覺得她在這個領域顯示出一位歷史學家的精神。她對希臘以及對“東方的智慧”的過分褒揚，還有對羅馬和以色列的貶損，在我看來似乎近于任性。

一方面，她只看到她所贊賞的；另一方面，她不加區別地否定。她因為討厭羅馬帝國，也就連帶討厭維吉爾。她的贊賞，如果是因她的討厭而激發的，似乎至少也被她的討厭加強了。我們也許會同情她對擴張的民族或帝國主義的民族（例如羅馬人在歐洲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壓迫當地文明的憎惡，但是，當她為了加強她對羅馬人的譴責的時候，她企圖替德魯伊特文化辯護，這樣我們便很難接受她推斷的理據，因為我們對那個已消失的社會所知甚微。我們可以認同她對殘暴鎮壓阿爾比派異教徒的強烈反感，卻不能不懷疑普羅旺斯這一特殊文明是不是已來到了它活力的盡頭了。

如果有五六種文化在英吉利海峽和地中海之間繁榮，而不是只有我們所知的法國這一種，那么今日這個世界會更美好嗎？西蒙娜?薇依的出發點是極具洞見的，但是她的情感邏輯導致她作出如此籠統的推論，以致變得沒有意義。我們可以抗議說，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如果各種事態以另一種方式發展，世界會是什么樣子；我們也可以抗議說，有關羅馬的征服所造成的西歐拉丁化是好事或壞事這個問題，是回答不了的。然而，我們不應該因為她這種突發奇想，而否定她關于“有根”這個重要概念的價值，以及她就過分中央化的社會的罪惡所提出的警告。

這本著作大約寫于西蒙娜?薇依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即在她受雇于倫敦的法國司令部期間。據我所知，它源自她提交的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與擬于法國解放后要執行的政策有關。當時的各種問題使她作出范圍要大得多的考慮；雖然她這些論述是為那個要在戰時和在解放后的自由法國立即實施的計劃而寫的，但是它們所展示的洞見和成熟的判斷，使得它們具有永久的價值。我覺得，這部著作，相對她那些已出版的著作而言，應是最接近于她本人也許愿意出版的形式的一部。

我主要討論將會在她全部著作中遇到的某些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她的某些錯誤和夸張。我這樣做，是基于一個看法，也即很多讀者初次讀到她某些論斷時，可能會引起理智上的懷疑和情緒上的對抗，并有可能會被嚇退，從而錯過了親近一個偉大的靈魂和一個非凡的卓識者的機會。西蒙娜?薇依需要讀者的耐性，如同她毫無疑問需要那些最贊賞她和敬佩她的朋友們的耐性。盡管她愛憎分明，盡管她有我提到的那些不公平的籠統化推論，但是我認為這本書特別具有一種不偏不倚的判斷，一種避免極端的智慧，而這智慧產生于這位如此年輕的人，是令人震驚的。也許，在她與居斯塔夫?梯蓬的談話中，她從她與之接觸的這位睿智而穩健的卓識者那里獲得的益處，要比她意識到的多得多。

作為一位政治思想家，如同在其他一切方面，西蒙娜?薇依是不好歸類的。她的同情心所包含的矛盾性是難以歸類的一個原因。一方面，她是普通人尤其替被壓迫者——那些被人的邪惡和自私壓迫和被現代社會的無形力量壓迫的人——抱不平的激烈斗士。她曾在雷諾工廠當工人，曾在農場做勞工，以便分擔城市人和農村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本質上是一位遁世者和個人主義者，對她所稱的“集體性”——現代集權主義制造的怪獸——深惡痛絕。她所關心的是人類的靈魂。

她對人權和人的義務的研究，暴露了某些現仍流行的廢話的虛假性，這些廢話被用于戰時，以激勵士氣。她在檢視君主制的原則時所顯示的尖銳、不偏不倚和明智，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而她對法國政治歷史的扼要評論，則既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譴責，又是對恢復王權的可能性的有力論據。她也不能被歸類為反動派或社會主義者。

這本書屬于那種政治家們很少去讀的政治學緒論的類別，他們多數人也不大可能理解以及不懂如何實施。這類書不會影響當代的處事方式：對于那些已從事這種職業并且熱衷于使用市場行話的男男女女來說，它們總是來得太遲。有些書是需要年輕人趁他們的閑暇時間尚未失去，以及趁他們的思考能力尚未被競選活動和立法會的生涯摧毀之前研讀的；我們只能希望，這些書的效果會在另一代人的思想態度中顯現。這本書就是屬于此類。

一九五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