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這個詞，在如今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里都可能指向人類的野蠻本性，而其幸存者普利莫·萊維在《這是不是個人》這部成名作中卻說，他并不相信這樣想當然的推論，即:“當一切文明的上層建筑被取消時，人從根本上來說是野蠻的、自私的、愚蠢的。”在他看來，“唯一的結論是，當人類面臨身體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許多習俗和社會本性都無所適從。”

這種無所適從在進入集中營就開始了，最早的表現是語言的缺乏:在被剝光衣服、剃光頭發、取消名字之后，“我們頭一次意識到，我們的語言缺乏能用來表達所蒙受的這種侮辱的詞語。”緊接著，社會性自我開始消弭，因為“沒有和同類的親密關系”，人就“忘卻了尊嚴和判斷能力”，“只剩下痛苦和需要”。與此同時，毫無道理的規定、暴力，日常的死亡和無限循環的音樂協同合作“泯滅我們作為人的意識”。直至終于，在求生意志之下，新的道德律如菌絲滋長出來:偷竊，偷懶，欺騙，倒賣，而且“在被征服者中間，同樣形成了一種對立和仇恨的局面”。

但是，無所適從的習俗并沒有因此絕跡:洗臉、洗澡明明是純粹浪費體力，施泰因洛夫卻用生命堅持這一行將滅絕的儀式，因為“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維護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結構和形式，這是很重要的”；在“已毫無意義說什么明天”的死亡營，克勞斯用手勢比劃著說“對不起”，“想為他那一鍬泥巴向我道歉”；走在抬菜湯的路上，僅僅因為一個小時的“自由”，“我”忍不住吟誦起《尤利西斯之歌》；還有民工洛倫佐，他純粹出于善良而不求回報的饋贈和幫助，讓“我沒有忘卻我自己是個人”……

普利莫確實是個出色的敘述者，他以一種靈活的姿態穿梭在苦難和對苦難的反省之間，讓讀者既不至于因對苦難本身習慣而產生麻木，也不會因親歷者的咆哮而失去冷靜的判斷。對苦難本身的敘述是值得致敬的，但更讓人敬佩的是超越苦難本身，對人性底色上的普遍痼疾進行反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