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的特質之一，是它繼承了以個體生存為價值本位的中國民間傳統，趙樹理的作品雖然與五四文學在具體形態上有所不同，但在這一特質上是相同的

●當前大眾文藝質地參差不齊，與缺少趙樹理式的作家參與有關，文學教育領域存在類似的問題，指責大眾缺乏文學熱情的人不少，切實普及文學閱讀的人不多

今天的趙樹理研究，主要是在延安文化譜系、現代性譜系、社會主義文化譜系中進行，但我們還可以把趙樹理放在民族文化傳統價值演化這一譜系中來重新解讀。把趙樹理置于民間價值譜系中加以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趙樹理的史性價值及其現實意義。

中國民間價值譜系淵源有自，如《詩經》。《詩經》的聲音就是建筑在老百姓個人日常生活之上的，雖然后來有士大夫對詩經重新編碼，但民間的聲音還是得以保存，樂府詩也是如此。譬如《木蘭辭》，主人公打仗是為父親，打完仗也不求功名，而是“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木蘭不用尚書郎，愿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譬如李商隱、杜牧、柳永，他們的筆下多表現個人的喜怒哀樂，士大夫譜系雖對其作品重視程度不高，這些作品在民間卻傳播廣泛，“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再如《紅樓夢》，在賈寶玉的天平上，一邊是家族仕途命運，一邊是個人的情感，賈寶玉更看重后者。五四時期出現社會轉型，其內在的隱性的原因是從民間傳統出發，是民間的個人本位，從這個角度說，它的邏輯起點是《紅樓夢》。如魯迅所說：一到《紅樓夢》，所有傳統的寫法都被打破了。

五四時代“人的文學”更多地體現在精神情感形態上，而不是物質生存上，這與當時倡導“人的文學”的主體是知識分子有關。趙樹理的創作則更多地表現農民的物質生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的精神情感形態。五四文學的特質之一，是它繼承了以個體生存為價值本位的中國民間傳統，趙樹理的作品雖然與五四文學在具體形態上有所不同，但在這一特質上是相同的。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對趙樹理文學作品有了新的理解。譬如，當市場經濟帶來新的商業文明，當代中國人的個體生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的生存形態和趙樹理筆下的世界相距甚遠。但是，當我們看清楚趙樹理寫作的價值站位，看到他是站在“個體生存”這個基點上，我們就會意識到，如果趙樹理活在今天，他筆下的個體生存形態一定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個體生存形態的價值取向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創作的發展過程中推斷出來，譬如他筆下“三仙姑”“小飛娥”“小腿疼”這幾個形象的演化。

可以說，民間價值譜系經五四時代的現代性轉換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趙樹理是這一價值譜系的現代傳人；民間價值譜系是獨立的、根系性的，趙樹理的創作是對這一價值譜系的延續。從這樣的視角著眼，趙樹理研究可以把中國傳統民間文化、中國現代新文化及當代商業文明相銜接，從而對趙樹理的創作做出更具縱深感的史性定位。

由此，趙樹理精神的現實意義得以被重新發現與凸顯。強調用農民喜歡的方式為農民寫作、強調傳統民間藝術形式的重要性，只是趙樹理寫作的一部分現實意義。趙樹理精神實質是民間性的個體本位。在今天，體現民間個體本位的文藝樣式是什么？是網絡文化、是微信文化、是電視文化，等等。可能有文藝創作者看不起網絡寫作，認為網絡文學缺乏文學經典性；也看不起電視文化，認為電視文化是精神消費不是藝術享受，微信文化更登不得大雅之堂。然而，網絡文化、電視文化、微信文化等強調個體本位的大眾文化的確正在廣泛、深切地影響著普通大眾的精神生活。如果趙樹理生活在今天，他不會輕視用電視、網絡、微信這些新載體進行的文藝創作，這就猶如他當年所看重的通俗故事、地方戲曲、民間曲藝等文藝形式在當時也是不入新文學的法眼的。對此，趙樹理說得很清楚：“沒想進文壇，而是進文攤。”

當前電視劇的藝術水準良莠不齊、網絡文學質地參差不齊，微信公眾號的內容魚龍混雜，與缺少像趙樹理那樣的大作家參與其中不無關系。從事純文學寫作是一種人生向度，這是金字塔的塔尖，但許多優秀作品的讀者群比較有限，而網絡、電視、微信等新型個體本位的文藝樣式的影響力則是數以百萬計——文藝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出現了失衡，這種失衡現象不可輕視。造成失衡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許多文藝工作者缺乏對普通大眾文藝接受生態的研究。在文學教育領域也存在著相似的問題，比如，我們不缺少指責大眾缺乏文學熱情、不讀文學經典的人，但缺少為普及文學傳播與閱讀作出切實努力的人。而趙樹理從來不會一味指責農民水平低、看不懂新文學，而是以農民能夠接受的語言，借寫農民來傳達一個時代的新聲和對人性的探索。

推動人們思考作家自身與普通大眾的關系也是趙樹理的現實意義所在。趙樹理的社會地位很高，但他的實際生活狀態和他關注的農民的生存形態是接近甚至是一致的。一旦進入寫作狀態，其生命感受、生存經驗就占據了寫作的支配地位，正是其生命感受、生存經驗與農民的深刻一致，而使其作品得到了廣泛的共鳴與認可。我們今天許多作家，其生存形態、生存經驗已經同普通大眾相距甚遠。這樣的創作者容易借力某種新觀念、新的藝術表現手法，在本質上是觀念先行，而這觀念又與讀者對自己生存其中的現實認知相距過遠，所以，既遠離大地又遠離天空，成為缺乏生命的漂浮之物。

趙樹理研究是一個近年來重新熱起來的話題。拒絕強制闡釋、強調本土化意義，也是近年來學界常常討論的話題。在這一框架下，立足本土，從民間性的角度重新認識趙樹理，對趙樹理研究本身、對面向未來的研究與創作都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為山西大學商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