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亞與今天的莎士比亞有著很大的差別：當年的莎士比亞戲劇是大眾娛樂的手段，而不是今天的高雅藝術。莎士比亞創作那些戲劇也不是為了流芳百世，而是為了賺錢謀生。上演他作品的“環球劇場”是一個普通層次的劇場，票價相對低廉，觀眾也多是勞動人民。他們工作一天之后，到劇場中休閑娛樂，為精彩的故事喝彩，就像在酒吧飲酒一樣，獲得一種樂趣。因此，在莎士比亞戲劇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粗俗的玩笑、侮辱性的罵人語言、具有轟動效應的劇情等等。這些可能都是為了迎合大眾娛樂的口味，達到娛樂大眾的目的。

莎士比亞變成今天的莎士比亞，有一個逐漸“圣化”或“經典化”的過程。他的競爭對手曾經嫉妒他的成功，罵他是“暴發戶”。在那個時代，他并不比其他劇作家更出名，只有少數同行稱贊他是奇才，認為他雖未上過牛津劍橋，甚至沒有高等教育背景，但對人性有深刻洞見。本·瓊生（Ben Jonson）說，莎士比亞“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世世代代”。17世紀的戲劇家、批評家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稱贊莎士比亞作為當代作家并不比古人遜色，其成就可與古希臘、羅馬最優秀的作家相媲美。“他天賦學識，能直觀宇宙萬物，無須博覽群書以知自然。他只需內窺其心，即可發現宇宙真理”。

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內部。

然而，在18世紀之前，沒有人把莎士比亞當成“神”，在演出過程中，他的劇本被改編、刪節、篡改，那種隨意的態度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也是在18世紀，著名詩人亞歷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和評論家愛德華·楊（Edward Young）稱贊莎士比亞擁有巨大的獨創性，認為他的想象力沒有局限，而是體現了寬廣的包容性。他刻畫情緒的歡愉與憤怒，人性的偉大和可笑，脾性的圣潔和虛偽，包括最強烈的激情和最無聊的感受。著名學者、辭典編撰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反對法國評論界指責莎士比亞違反“三一律”，認為正是因為他超越了古典戲劇的常規，才能夠更加自然地反映人性的復雜與多樣性。他所反映的是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真理，不受某個特殊地區的風俗習慣的限制，不受一時風尚和一度流行見解的局限。

莎士比亞的“神化”和“圣化”過程在19世紀才得以真正完成。正是從浪漫主義時期開始，莎士比亞成為名人專題演講的對象，這些名人包括柯爾律治、赫茲利特、蘭姆、德昆西等。1828年，倫敦大學學院設立“英國文學教授”一職，第一任英國文學教授托馬斯·戴爾也加入了專題演講的行列，說明莎士比亞已經進入了學校教育，成為大學課堂的一部分。

在19世紀中期，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稱莎士比亞為“詩圣”、“詩人英雄”，認為他像其他領域的英雄一樣，有高于生活、高于一般人性的偉大，因而受到了社會的頂禮膜拜。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莎士比亞具有軒昂的氣宇，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在文學上已經達到無人可及的高度：“把九重天作為他的家園”。隨著宗教的衰微，阿諾德認為文學將取代宗教成為世界的精神寄托，而莎士比亞作品由于對“人類靈魂必須忍受的一切苦痛，一切阻礙人的弱點，一切折磨人的心酸”的無雙表現，將具有精神向導的意義。A.C.布拉德利（Bradley）揭示了莎士比亞悲劇人物的外在沖突與內心沖突的關系，認為其震撼力來自這些高大的主人公的“毀滅”，以及他們在終極力量面前的“無力感”。他的深刻而專業性的分析深深影響了20世紀的莎士比亞研究。

20世紀的莎士比亞研究更加深了這位詩人戲劇家的神秘化。莎士比亞變成了一個精英文化、純文學的代表，被用來承載了更多的英國價值和文學價值。他變得博大精深，深不可測，非一般人能夠完全理解和把握，因此似乎與一般大眾讀者形成了很大的距離。雖然電影和劇場仍然在上演莎士比亞，但是他似乎與大眾文化沒有太多關系。相反，他代表了一種高雅，一種精神追求，一種純學術的興趣。

從這個簡短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莎士比亞在過去四百年中經歷了一個他稱之為“滄海之變”的發展過程，由“下里巴人”逐漸變成了“陽春白雪”。莎學專家戴維·科斯特·卡斯頓（David Scott Kastan）在《莎士比亞與書籍》（Shakespeare and the Book，2001）中探討了過去四百年中“莎士比亞何以成為莎士比亞”這個問題，揭示了各種媒介的改編和后世演出的不斷添刪共同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莎士比亞。因此，莎士比亞是一個歷史的建構，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一定會對此感到驚愕。筆者認為莎士比亞在不斷地被出版、被演出、被評論的過程中，逐漸從市井走向了大學，由大眾走向了高雅，最終被塑造成為一個永恒藝術的化身。

二

今年到目前為止，英國已經為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舉行了隆重而持續的紀念活動。4月23日，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在莎翁故鄉斯特拉福舉行了“莎士比亞日”盛大紀念活動，多位著名莎劇演員表演了莎劇片段，出席活動的政要中也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官方策劃了持續一年的“紀念莎士比亞：全世界都是舞臺”的活動，作為活動的一部分，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開啟了“永恒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Lives）網站，持續報道在世界各地上演的和改編的莎劇，為世界各地的網民提供學習莎劇公開課、觀看莎劇影視頻、玩莎劇游戲、學習英語、為貧困國家兒童教育捐款等服務。

皇家莎士比亞劇院還把以“國家和國王”為主題的莎劇巡演帶到了中國；英國國家劇院在中國各大影院展映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電影；英國壁虎劇團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合作將莎劇《仲夏夜之夢》和湯顯祖的《臨川四夢》結合起來，改編成現代話劇《驚夢》。在英國，除了各大劇院上演莎士比亞戲劇外，其他文化機構也在圍繞莎士比亞主題開展活動：各大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亞圖書，各大圖書館展示莎士比亞善本，各個大學舉辦莎士比亞研討會。

對于任何一個單個作家來說，這樣規模的紀念活動幾乎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年也是《簡·愛》作者夏洛特·勃朗特誕辰200周年，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到勃朗特的紀念活動，只有莎士比亞能夠獨享盛大紀念活動的榮耀。我們可以想象在過去幾百年中，英國舉行的莎士比亞紀念活動所產生的累積性效果：莎士比亞已經被“神化”和“圣化”為一個文化符號。從某種意義上講，莎士比亞就是英國文學，就是英國戲劇和詩歌。他代表了英國文化，代表了高雅、品味、思想、哲理、歷史、傳統、幽默等等。

然而，仔細審視莎士比亞，人們會發現他并不是純粹的文學，也不是純粹的精神追求。在莎士比亞現象的背后，存在著利益關系和利益追求。根據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資本，像馬克思所分析的物質形態的資本一樣，它可以為持有者帶來經濟利益或利潤。莎士比亞著作的全球銷量應該是一個天文數字；莎士比亞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產業，解決了成千上萬學者和大學教授的就業問題；莎士比亞旅游業帶動了莎翁故鄉斯特拉福的發展；莎士比亞戲劇演出每年帶來的收入可能不小于斯特拉福的地方財政。

布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雖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但它擁有一種“象征權力”，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軟實力”。聯合國已經將莎士比亞生日定為“世界英語日”（English Language Day）和“世界圖書與版權日”（Book and Copyright Day），這等于是將莎士比亞等同于英語、等同于圖書。莎士比亞的光芒完全覆蓋了在同一年去世的另一位世界級文學大師、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同時也覆蓋了同一年去世的中國最偉大劇作家湯顯祖。莎士比亞增加了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增加了英國文化的可見度，增加了英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自豪感。

在當今，莎士比亞為英國政客提供了各種語言表達的力量，各種現實情景的比喻。英國公投“脫歐”，卡梅倫首相辭職，保守黨內部上演了爭權奪利的大戲。脫歐派領袖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遭暗算，被迫退出首相角逐；從前的盟友邁克爾·高夫（Michael Gove）為了一己之私，不惜從背后捅刀子。在媒體看來，鮑里斯·約翰遜就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凱撒大帝，他沒有死在殺敵的戰場上，而是死在其部下布魯特斯的手中。自撒切爾夫人以來，“弒君”的大戲在英國政壇多次上演，以至于莎士比亞戲劇多次被搬出來說事，這些莎劇包括《理查三世》、《麥克白》、《裘力斯·凱撒》。

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莎士比亞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人物或者歷史人物，他已經被英國人內化為民族意識的一個部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發揮作用。民意調查顯示，英國人心目中最引以為自豪的東西有皇室、莎士比亞、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鄉村田園。而國際民意調查更是將莎士比亞推到了英國最偉大的文化符號的首位。莎士比亞能夠在眾多英國文化符號中幾乎高居榜首，說明他對英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這也就是為什么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中，莎士比亞的《暴風雨》被用來代表英倫三島的神秘力量和無限魅力；這也是為什么莎士比亞會被印刷在2015版英國護照上，代表英國國民性，使英國國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