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代演員中，有許多都是學養很高的知識分子，蘇民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今年，北京人藝接連有好幾位老藝術家故去，蘇民先生的離世給我們帶來的傷痛尤其峻烈。因為我們心里都明白，要復現蘇民導演的戲劇文化高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難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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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與濮存昕作過一次長長的戲劇對話。對話是從我們對于蘇民先生的溫馨記憶開始。這個對話錄是印成了書的，書名就叫《演員濮存昕》。

當時濮存昕回憶道：“我是在劇院長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戲，很早就知道”戲比天大“的道理。這是從我當演員的父親身上體驗到的。童年記憶中，那時，父親是家里的絕對中心，劇院的事、演出的事是最重要的。只要父親晚上有戲，一下午誰也不能大聲說話。父親演戲之前不吃飯，我常常拿了飯盒到劇院給父親送飯。化妝室通向舞臺的長廊里有條黑黑的甬道。這條甬道是不準小孩子進去的。我常常站在這條神秘的甬道口等我父親，我知道它的盡頭就是充滿燈光的輝煌的舞臺。”

我對他說：“我認得你父親，他是個文化素養極高的戲劇家。”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北京人藝的院長辦公室，正是午休時間，只見蘇民和于是之先生倆人在一邊喝酒一邊用筷子擊拍吟詩，吟的是劉禹錫的《陋室銘》。我推門進去，他倆正好吟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幾年后我與于是之談起那一次喝酒吟詩的事，于先生說記不得了，然后又補充了一句：“蘇民的古典文學底子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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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有了親自見證蘇民老師“古典文學底子”的機會。那是在話劇《李白》成功演出后不久，我曾不吝贊美之辭地寫過《李白》劇評。我當眾向編劇郭啟宏先生表示過對于《李白》文本的激賞，也當眾向蘇民老師說過我很喜歡他導演的《李白》的舞臺呈現。而當我向他討教起創作心得體驗時，他出人意料地與我談起了唐人孫過庭的《書譜》。蘇民先生怕我聽不懂，便拿出一張紙來把《書譜》上的幾句他認為最要緊的話寫了下來：“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往復追尋，漸悟妙境。”然后他對我說，“平正”與“險絕”的辯證法，不僅學書法的人要懂，搞戲劇的人也要懂，就是做人也要懂得這個道理。

后來我知道，曹禺與于是之兩位老師也對孫過庭《書譜》里這幾句格言般的妙語產生過濃厚興趣。在北京人藝老一輩藝術家的戲劇思維中，是充溢著中國古典文化的智慧之光的。

我與蘇民老師的相遇當然遠不止這兩次。但這兩次相遇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尤其是蘇民與于是之兩位在微醺中吟誦“陋室銘”的場景令我神往，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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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贊美莫斯科藝術劇院第一代演員時，說“他們都像知識分子”。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代演員豈止“都像知識分子”，他們中有許多人就是學養很高的知識分子，蘇民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今年，北京人藝接連有好幾位老藝術家故去，蘇民先生的離世給我們帶來的傷痛尤其峻烈。因為我們心里都明白，要復現蘇民導演的戲劇文化高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難以實現的。

□童道明（戲劇評論家）

【編后記】

本文作者童道明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和戲劇評論家。童老師不會用電腦打字，我到家中取手寫稿，短暫拜訪了童老師。

不大的房子里幾乎沒有客廳與臥室的區分，一屋子書柜，一屋子書，所以均可算是書房。

我一進屋，童道明先生就拿出他和濮存昕合著的《演員濮存昕》一書，說里面記錄了許多蘇民老師的事跡，因為對濮存昕而言，父親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可見童老師與蘇民、濮存昕父子倆的關系之密切。

臨別時童老師贈書于我，老人家還認真寫著贈言。我夸他：“您字真好看。”他說：“我的字見不得人的，蘇民先生的字才叫好看，他平時就好習書法和丹青。”

取走關于蘇民先生的手寫稿件，告別童老滿是書香的雅室，仿佛是正在向一個寂寞的、又充滿“知識分子”氣質的時代揮手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