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女王伊莎貝爾》 無名氏 約1490年 木板油畫，21×13.3厘米 現藏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

《天主教女王伊莎貝爾》 胡安·德·佛蘭德斯 約1500年至1504年 木板油畫，63×55厘米 現藏西班牙馬德里王宮

去年我在西班牙訪學時，發現電視上熱播一部叫做《伊莎貝爾》的古裝劇，其受歡迎的程度，不亞于《甄嬛傳》在中國。與我同住的委內瑞拉人也看得很起勁，因為對于拉美人來說，電視劇的女主人公與他們的民族身份有著緊密聯系。在委內瑞拉舍友的帶動下，我也看了幾集。和《甄嬛傳》相比，《伊莎貝爾》的服飾、道具乃至布景都要寒磣得多，能博得今天西班牙國民的熱情追捧，實在是與歷史人物伊莎貝爾女王的崇高地位分不開的。她是統一的西班牙聯合王國的締造者之一，征服了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后的穆斯林政權，資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通過在外交和軍事上的精心謀劃使西班牙成為歐洲霸主，進而成為全球性的帝國。伊莎貝爾女王代表了西班牙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歲月。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畫像，是伊莎貝爾女王最廣為人知的畫像之一。“天主教國王”的頭銜，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于1496年授予伊莎貝爾和她的丈夫斐迪南國王的，旨在嘉獎他們為保衛羅馬天主教廷所作出的杰出貢獻：這對夫妻共治日漸強盛的西班牙，一面在基督教世界內部維持秩序，痛擊侵入那不勒斯的法蘭西人；一面在歐洲國家中帶頭抗擊穆斯林，“光復”了西班牙全境，從而結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近800年的統治，為正處于奧斯曼土耳其步步緊逼之下的基督教世界爭了一口氣。很多歷史學家都指出，論治國才能和歷史貢獻，伊莎貝爾都遠遠高于她的丈夫。老派的西班牙人敬重她、紀念她，首先因為她是一位極其虔誠的基督徒，時刻以天主教的利益為重，而西班牙帝國的百年輝煌，在西班牙人看來正是建立在對天主教狂熱而堅定的捍衛上的。

我們在這幅畫像上看到的，就是一個虔誠信徒的形象。或許“圣潔”是最能與這一形象相匹配的形容詞。全黑的背景和白色紗巾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對比，使得人像仿佛被圣光照亮，即使與其他的肖像畫并置一處，也能突出地顯示出來。這幅畫像給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就是一道耀眼的白光。女王的白底襯衫延伸了白色的區域，遠遠望去仿佛女王頭像的基座。襯衫外面披裹一身的袍衣是深色的，與周遭的背景幾乎渾然一體，如此達到的效果，仿佛圣潔的女王是從一片幽暗中浮現而出的，又好像是女王的光輝照亮了四周。背景的簡略乃至趨于空無，是西班牙肖像畫逐漸形成的一個傳統。精心描繪人物背后的風景，或是人物周圍的物件，自然會分散觀者的注意力。西班牙畫家在略去人物背景時，努力呈現所畫之人的獨特個性，欲使觀者深入所畫之人的獨特氣質之中。從委拉斯開茲到戈雅再到20世紀的蘇洛亞加，我們在西班牙肖像畫中經常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效果：人物仿佛出現在一塊毫不顯眼的幕布前，好似是在夢幻里浮現，臉部特征和眼神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這幅載入西班牙藝術史的畫作，其作者卻不是西班牙人。歷史上并沒有留下多少關于宮廷畫家胡安·德·佛蘭德斯（1465-1519）生平的記述。“德·佛蘭德斯”這一姓氏既已揭示了他的出生地：佛蘭德斯，大致相當于今天比利時的部分地區，此地的民族被稱為佛萊芒人。當我們談起文藝復興藝術時，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意大利，是佛羅倫薩、羅馬、威尼斯，其次才會想到阿爾卑斯山以北。佛萊芒人的繪畫是北方文藝復興藝術的杰出代表，相比于意大利人的畫作呈現出很不一樣的風格。貢布里希曾提供了一種區分文藝復興南北繪畫的簡便辦法：只要以表現花朵、珠寶或織品等事物的美麗外觀見長，大約就是北方藝術家的作品；以鮮明的輪廓線、清晰的透視法、美麗軀體的準確知識見長，大約就是意大利人的作品。在回溯西班牙藝術史時，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雖然西班牙在地緣上屬于南方，更靠近意大利，其文藝復興繪畫卻更多受到佛萊芒畫家的影響。這種影響更多是歷史原因。因為穆斯林的長期占據，而穆斯林文化又杜絕對畫像的崇拜，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古希臘羅馬的繪畫傳統即古典傳統幾乎徹底中斷了。佛萊芒畫家比意大利畫家更早旅行到伊比利亞半島并對那里的繪畫產生影響，而西班牙王室特別是伊莎貝爾女王又對佛萊芒繪畫表現出特別的偏愛。佛萊芒畫家在西班牙服務于宮廷和教會的同時，也將技法傳授給當地的學徒們，西班牙藝術史上由此誕生了一種被稱為“西班牙-佛萊芒”的獨特風格。不過，佛萊芒畫家在西班牙也不得不適應當地主顧的需要，改換一下畫風。比如，畫作的訂購者多為教會人士，他們需要的是擺放在教堂里的巨幅祭壇畫，用以遠觀，如此一來，佛萊芒繪畫精心描繪物件表面細節的優勢就不得不打折扣了，并且因之帶上了更多的與宗教情緒相關的悲愴意味。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畫像，從女王襯衫的紋樣和她佩戴的首飾上，仍可見出佛萊芒繪畫的特點，尤其是首飾上鑲嵌的一圈珍珠，粒粒圓潤有光澤，這是佛萊芒人的拿手好戲，但這些細節并不會讓我們注意太久，因為比這些更具意味的，是女王的面容。

站在胡安·德·佛蘭德斯畫筆前的她，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力的女人。此時的她差不多已過天命之年，完成了她作為一國之君的所有壯舉。然而在畫像上，我們似乎找不到一絲成功的喜悅，反而是難以掩飾的哀愁。克斯汀·唐尼在她引人入勝的傳記《伊莎貝拉：武士女王》一書中是這樣描述女王的最后歲月的：“戰爭讓她變得冷酷，生活讓她悲傷，她自己也變得更加僵化、更缺乏寬容。”對天主教的虔誠驅使她完成了光復大業，也驅使她做出了飽受后人詬病的舉動——推動建立臭名昭著的宗教異端裁判所，以及下令驅逐西班牙境內所有不肯改宗為基督徒的猶太人。由此我們不禁可以感到，女王的“圣潔”也是帶著某種冷酷、恐怖的意味的。為什么“生活讓她悲傷”呢？因為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里，她接連失去了三個至親：1497年，她惟一的兒子、王位繼承人胡安去世；緊接著，1498年，胡安之后順延的王位繼承人、她的長女伊莎貝爾去世；再接下來，伊莎貝爾公主誕下的幼子即女王的外孫、按照女王的設想將繼承西班牙與葡萄牙王位的米蓋爾又在1500年不幸夭折。下一位繼承人于是輪到了女王遠嫁佛蘭德斯的二女兒胡安娜，但胡安娜的情商并不能讓女王放心，她為自己身后西班牙帝國的事業而焦慮。

女王的另一幅比較著名的肖像畫創作于約1490年。該作曾長期被認為也出自胡安·德·佛蘭德斯之手，后被藝術史家的考證所推翻。這幅畫作同樣有著明顯的佛萊芒風格。與頭罩白紗的女王畫像相比，10年之前的女王自然要年輕許多，一頭秀發，眼袋不是那么明顯，皮膚更為緊致，面色更為紅潤，而不變的是虔誠的信仰——她的左手食指插在一部經書的書頁間，仿佛是在掩卷沉思。

無疑，暮年女王的畫像是更具悲愴意味的。作為繪畫體裁的一種，肖像畫是與死亡相聯系的。用西班牙學者維森特·加林的話說，肖像畫的創作就是為了戰勝死亡。肖像畫所呈現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人，而是一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時刻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終有盡頭的人，畫家的本事，是把這個人的所有獨特之處、所有的生命性情凝結在平面上的線條與色塊中。斯人已逝，肖像長存，后人睹之，如見真人。這是肖像畫的使命。伊莎貝爾女王在自己的人生走向終點之時，得到了權力世界的一切，又遭受了家庭生活的重創。與此同時，她積極地預料身后之事，為此費盡心機。這種種復雜的情緒、生命的悲劇意識，被畫家捕捉到，定格在畫作中，直到今天仍具有攝人心魄的力量。在比較10年前后的兩幅畫作時，我們不由得會想起杜拉斯的名句：“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