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摹蘭亭序》 24.5×69.9厘米 馮承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褚摹蘭亭序》 24×88.5厘米 褚遂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定武蘭亭序》 宋拓定武柯九思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嚴格說來，近世以前很少有專門的“書法家”。古典時代的藝術具有太過濃厚的政治意蘊，那些我們今天視為“書法家”者，大多是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善書”只是他們的一個特征，書法也并非他們傾盡才智和精力去揣摩、研究的對象。

“書法”真正作為一種“法”來被詳加探討是隋唐時候的事情，早期人們并未試圖全面地總結、商量、認知這門寫字的藝術或曰技術；而“法”作為一個語義情感極其嚴肅的字眼，實際也喻示著書法藝術與政治的緊密關系。書法發展到魏晉時期，已然十分成熟：隸書完成了進一步的楷化，章草過渡形成今草，行書也具備了較為完善規范的法則，此后的“變化”僅限于藝術風格，在書體上不再出現創造性的突破。康有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現實，他在《廣藝舟雙楫》中指出：“周以前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而最能代表書法之“魏晉”者，可能就是王羲之，或者說是王氏父子。

不過，被稱為“書圣”所作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真本，卻并未出現在今天我們的眼前，它至今仍在昭陵中陪伴珍愛它的一代天驕唐太宗長眠。雖然太宗命令匠人刻拓了歐陽詢摹本《蘭亭序》，但畢竟不能忠實地反映原作神采，與拓本相比，馮承素和虞世南的摹本墨跡就顯得“下真跡一等”了。

雖然《蘭亭序》的“衍生品”極多，但大多可歸并入兩個系統，一是褚遂良摹本系統，上述馮承素、虞世南等墨跡即屬此系統，其中以馮摹“神龍本蘭亭”最受青睞，也被認為最接近王羲之的真跡；另一系統為歐陽詢摹本，刻帖“定武本蘭亭”即源自歐本，為石刻帖本蘭亭之最佳者。

一卷書法成為風靡天下、婦孺皆知的至寶，被后世視為學書的典范和楷模，《蘭亭序》可謂占盡風流，這固然決定于《蘭亭序》藝術成就之高，但唐太宗力推之功及背后的政治意涵，亦不可不予以掘發。

4世紀以來，書法藝術似乎隨著南北政權的對峙，形成了地理概念上的風格分流，即有后世所謂的“北碑”和“南帖”。這一說法濫觴于清代經學家、書法家和金石家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其考溯書法演變源流云：

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鐘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鐘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元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

又于《北碑南帖論》中敘南北書風之別：

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阮元的分派論對后來的書論起到極大的影響，近代的李瑞清、梁啟超都有近似之論：

書派之分，南北尤顯。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蓋雖雕蟲小技，而其與社會之人物風氣，皆一一相肖……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游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系。（梁啟超語）

如梁啟超所言，地理文化的差異正是造成南北書風迥異的原因。隋唐完成了南北統一，但人們從各個方面感知著南北文化的差異，由此對比南北分裂以前漢文化的雄強，懷念不已。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中感慨：“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呼喚和重尋超越南北、“晉宋莫傳”的“漢魏風骨”，也成為初唐不少文化精英自覺承擔的義務。唐太宗本人就深刻地認識到，文藝發展理路的確定，關系到教化、風俗、道德、政治榮衰興廢，不可輕視，因此常常強調藝術萬萬不能墮入“釋實求華，從人以欲”的惡境，而應“節之于中和，不系于浮華”。

至于書法，唐太宗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因此，他必須要精心選擇或者制造一位偶像，將唐代書法帶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中。正如我們以后見之明所觀察到的，唐太宗樹立起了王羲之這面大旗，開始積極干預和影響文藝風尚和社會風俗。

為什么選擇王羲之？原因有二。其一，區別于齊梁妍媚書風的隋代書法隨著楊隋政權的滅亡而在初唐轉入衰微，高祖李淵的偏好讓以王獻之為代表的梁朝書風在當時書壇占據壓倒性優勢，小王書風本來風流冶宕，居其下者，自然巧媚流俗之風熾燃，太宗為了扭轉局面，不得不“詳察古今”而推出典重中和的大王以抗拒這種流風，同時，王羲之本人藝術成就極高、聲望亦隆，順勢推尊實在毋庸花費過多的成本。今天不少學者對于太宗先是尊奉小王后又推舉大王的做法，給出過許多有趣的解釋，比如認為太宗學小王因愛生妒，故特地又抬出其父貶抑小王，又如認為大王原本在當時不受重視，全是太宗以一己之力將其推崇為書法權威。很顯然，這是既沒有看到太宗的真實用意，也不了解王羲之真正的價值和地位的囈語。《蘭亭序》以及大王書法在唐代的“騰達”，實是時勢與藝術規律合構的結果。

關于唐太宗如何得到王羲之《蘭亭序》真跡，唐人何延之在《蘭亭記》中有著詳細的記載。太宗聽從房玄齡的舉薦，讓御史蕭翼假扮書生騙取辯才老和尚的信任竊取墨寶，頗可見皇帝尚愛王書之篤。有意思的是，“雅賊”蕭翼的另一身份是梁元帝的曾孫，于是“蕭翼賺蘭亭”故事就自然呈現出一層象征意義：梁陳遺風倒向新政推尊的中原意法，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中庸”品性再度成為一個偉大王朝在誕生之初設立的藝術標準，至于王羲之“書圣”的稱號，亦隱含著“統一”“中正”等積極的政治意涵。不過，真正盛唐之音的奏響，還需取法乎上的書法大師們構建屬于自己時代的“中和”風度，因此，正像書法史家們所取得的共識那樣：馮承素的《蘭亭序》因為“太似”而止步于魏晉，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人則甩開了包袱，大踏步地走向“亦古亦今”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