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新青年》雜志刊登了魯迅的短篇小說《藥》，此作以1907年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為背景，寫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小說當中，“藥”作為一種象征，不自覺地與革命聯(lián)系到了一起。時隔近一個世紀，山東作家張煒推出新作《獨藥師》，透過膠東半島的季姓獨藥世家，再現(xiàn)了近一個世紀前的革命風云。《藥》與《獨藥師》寫作題材雖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相比，張煒是革命時代的回望者而非親歷者，因此他能夠以不同的視角重述革命。在《獨藥師》中，革命即藥，藥即革命。

當代文壇上，以“革命”和“歷史”為主題的寫作屢見不鮮。從五六十年代“史詩化”意味濃厚的革命歷史小說到八十年代帶有“重寫歷史”和“重構(gòu)革命”色彩的新歷史小說，以歷史為藍本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潮流經(jīng)久不衰。張煒的《獨藥師》是一部帶有“新歷史小說”色彩的作品，雖然這部作品有著詳實嚴密的史料作支撐，但張煒的“重寫歷史”無意對真實的歷史事件進行全方位的還原。在作品中，他寫歷史而不止于歷史，寫革命而又超越革命，透過歷史細部，寫出了對歷史和人性的獨到見解。小說當中，一劑獨方串連革命，“革命”與“藥”貫穿始終。

透過人心寫革命

《獨藥師》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末，膠東半島六代單傳的獨藥師季昨非在時代夾壁中卷入了革命，獨藥師以追求長生為業(yè)，然而，從季昨非的父輩開始，季家和革命黨人越走越近，在革命黨影響下，季昨非由原來的反對革命、懷疑革命變成了支持革命，最終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內(nèi)心充滿了痛苦：入世與出世，養(yǎng)生與殺生，禁欲與破欲的矛盾始終糾纏著他。他就像是一根拔河用的繩子被邱琪芝和徐竟等人在兩端拉扯著，搖擺不定。直至最后，他才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走出了為自己修筑的堡壘，北去燕京，投入到抗日斗爭中。小說講述了人們熟知的革命故事，但以“獨藥師”這一特殊職業(yè)身份切入無疑是新穎的，小說當中，張煒表達了對革命的獨到見解。

“挽救人生，季府有一味藥，就是這傳了幾代的丹丸。在我們這兒，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藥，那就是‘革命’！”（第104頁）20世紀的中國充滿著喧嘩與騷動，“革命”成為了一種常態(tài)，無數(shù)的革命者將革命看作是濟世的良藥。然而革命的美好宏愿下埋葬著尸山血海，支撐革命成功的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無數(shù)人的身死異鄉(xiāng)。因此，革命的愿景雖然美好，過程卻極為殘酷。在《獨藥師》當中，革命的破壞性顯而易見：一方面，徐竟等革命者采取大規(guī)模武裝暴動，導致成百上千人慘死；另一方面，他們所采取的暗殺活動使半島始終籠罩在陰影之中。所以當季昨非發(fā)出質(zhì)疑：“那些年輕人死得太慘了。這場‘起義’才剛剛開始，如果整個半島光復的那天，死的人會多上許多倍吧……這是多大的罪孽啊……”（第96—97頁）時，徐竟才會滿懷自信地對弟弟說：“有一些是大惡，到頭來卻是大善……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就會流得更多、流個沒完！”（第104頁）從過程上看，革命無疑是惡的，它用最不文明的方式奪取人的生命，但是，由于革命與這樣一種觀念是息息相關的，這種觀念認為，歷史進程突然重新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故事，一個之前從不為人所知、為人所道的故事將要展開。（漢娜·阿倫特：《論革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7頁）因此，在這個層面上，革命被賦予了道德內(nèi)涵：革命是偉大的，以革命為名所做的事都是正確的。這樣，革命被賦予了無限的合法性，所謂不破不立，破舊成為了立新的必備條件。在作品當中，邱琪芝就提出：“府吏衙門全都一樣，都是人，人不變，怎么折騰都沒用，白白流血而已……無論采用怎樣巧妙的說辭，倡暴力就是揚罪惡。”（第230頁）最終，邱琪芝就死在了象征著暴力的火銃之下。張煒并沒有對革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他在變幻莫測的革命風潮之中抓住了恒常不變的東西，那就是人心，透過人心來書寫革命。

創(chuàng)作本身就是修行

《獨藥師》是一部與欲望密切相關的小說，權(quán)欲、愛欲、長生欲在此作當中均有所展現(xiàn)。

“做大事者必有大欲存焉……那些革命黨人是最能愛的一幫家伙。不能愛者，說到底不過是一些小革命黨人罷了”（第291—292頁）革命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充滿了欲望的行為。革命既有著對自由的追求，也有著對幸福的追求。因此，革命在本質(zhì)上追求權(quán)利。

除了權(quán)欲，小說還表現(xiàn)了愛欲。小說中季昨非的三段愛欲經(jīng)歷貫穿始終，展現(xiàn)出愛欲的本相：與“酒窩”的結(jié)合起于季昨非對性的渴望，與朱蘭的結(jié)合起于季昨非對情的渴望，與陶文貝的結(jié)合起于季昨非對愛的渴望，性、情、愛共同構(gòu)成了主人公季昨非個人化的愛欲。而與季昨非的愛欲相比，革命黨人的愛欲大不相同，徐竟等人舍小取大，是“博愛”的最好體現(xiàn)。除了權(quán)欲和愛欲，小說當中還有長生欲。“永生”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名詞。不管是權(quán)還是愛，實際上都能歸結(jié)到生的欲望上，長生才能權(quán)力永固，才能得無盡之愛。然而大欲帶來大害，追求永生帶來的是自我毀滅，小說當中自邱琪芝到康永德無不如此。

有欲望就有禁欲與破欲。“一個人究竟要將體內(nèi)的魔鬼緊緊閉鎖，還是將其驅(qū)逐？結(jié)論也許只有一個，那就是冷酷無情地放逐它。”（第53—54頁）在小說當中，季昨非經(jīng)歷了縱欲與禁欲的輪回，他發(fā)現(xiàn)，人本能的欲望無法壓抑，獨藥師通過節(jié)欲來獲得永生的方式在本質(zhì)上行不通。最高境界應該是由禁欲走向破欲，既不刻意求欲，卻也不極端禁欲，在自我修煉之中達到“從心欲，不逾矩”，在無形中達到超脫。從這個層面上講，張煒創(chuàng)作過程本身便帶有修行的色彩。

與眾不同的“革命時期愛情”

《獨藥師》中，主人公季昨非的情感經(jīng)歷是一條重要線索。小說當中的他有著三段式的情感經(jīng)歷：與啞女“酒窩”的愛戀，與仆人朱蘭的情愛，與醫(yī)助陶文貝的結(jié)合。季昨非的三段感情經(jīng)歷實際上有著不同的內(nèi)涵：與“酒窩”的愛戀打開了季昨非的情欲之門，正是在“酒窩”引導之下，他由男孩變成了男人。“酒窩”帶給季昨非的，是欲望上的滿足。之后，季昨非與仆人朱蘭也有一段并非愛情的感情經(jīng)歷。季昨非從小缺乏母親愛護，一直由朱蘭肩負亦母亦仆的責任，季昨非對朱蘭的感情更多的是依戀而不是愛，雖然他自己并未察覺，甚至決定娶朱蘭為妻，但朱蘭心如明鏡，她最終拒絕了主人的求婚，持戒成為了“居士”。真正讓季昨非收獲愛情的是陶文貝，這是一名有著獨立人格和現(xiàn)代意識的女性，她并不想成為季家老爺?shù)母接梗窍胱稣嬲淖约骸Ｔ谒囊龑拢咀蚍亲罱K超越了單純的愛慕，得以在靈魂上與之溝通。季昨非和陶文貝的結(jié)合極具象征意義：傳統(tǒng)方藥的繼承人與西式醫(yī)院的女醫(yī)助結(jié)合到了一起，這不僅是個體意義上的結(jié)合，更是文化意義上的嫁接。愛與其說是一種情感，倒不如說是一種能力。許多時候，就連寶貴的生命都未必能換取一場成功的愛戀，因此，當季昨非與陶文貝共患難并進行心的交流之后，才得到了生死不懼的真愛。

革命加戀愛是現(xiàn)當代作家創(chuàng)作時常用的一種模式，而《獨藥師》中”革命時期的愛情“格外與眾不同。張煒筆下的愛情有著深廣的文化內(nèi)涵，不光在文本上支撐革命，更詮釋了愛意人生的獨特價值。

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

革命是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在革命時期求得永生亦是。《獨藥師》是一部深挖歷史的作品，然而深挖之后獲得的是荒涼與虛無。人們總有著質(zhì)詢歷史意義與人生價值的欲望與沖動，然而鮮有人能真正找到答案。在小說當中，作者其實也在探尋著終極——歷史的終極與人生的終極，他為作品留下了這樣的結(jié)尾：主人公拋棄了過往、積極入世。然而，有關生死的終極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答。《獨藥師》是帶有神秘色彩的，這種神秘一方面源于膠東半島的仙人文化，一方面源于歷史真相的撲朔迷離，更多的則是源于作者在根本上思考了一個千古之問：吾生何往？也就是“我們要到哪里去”？是將要羽化？還是將會死亡？革命是暴烈的，而養(yǎng)生是平和的，恰如陰陽，動靜相生。對于社會，革命或許是一味良藥，但對于人生，何為真正的獨方？獨藥師的真正價值到底又是什么？無疑，真正的獨方絕不是丹藥，而獨藥師的真正價值正在于在死面前，洞悉生的價值。生人不可全寄希望于獨方，社會亦是如此。

（作者明子齊，就讀于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