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析“水下考古”

“海上瓷路”浮出水面

“南海一號”上發現的南宋德化窯八角形粉盒。

南宋磁灶窯綠釉菊瓣口小碟。

南宋磁灶窯綠釉長頸瓶。

南宋德化窯白釉葫蘆瓶。

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瓣口碗。

“海上瓷路——粵港澳文物大展”目前正在深圳博物館新館一樓大廳展出，多件神秘的“南海一號”、“南澳一號”古沉船瓷器吸引眾多市民前往觀展。昨日，記者采訪廣東省博物館館長魏峻，聽他細數中國古代船舶的發展歷程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史，揭開中國考古史上兩艘著名的沉船——南宋時期的“南海一號”和明朝萬歷年間的“南澳一號”的“神秘面紗”。

德國人最早提出“絲綢之路”

“出水文物”與“絲綢之路”密不可分。而國人熟識的“絲綢之路”四個字，追溯其緣起，卻要回到1887年。

魏峻介紹說，“絲綢之路”這個詞，不是歷史上一直就有，“我們查閱了相關資料，發現這個名詞的來源出乎意料地時間并不是很長。它的提出是德國的一個地理學家、旅行家——李希霍芬，他在1887年提出了這個詞。當時，他寫了一本書叫《中國親程旅行記》，一共是五卷本。出版之后，他就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名稱，而這個名稱一經提出之后，就被學術界廣泛地認同。”

魏峻認為，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是指“陸上絲綢之路”。而第一個提出“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是比他更為年輕的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沙畹提出：“絲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

“沙畹之后，‘海上絲綢之路’的名稱提出，始于日本學者三杉隆敏1967年寫的《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一書，這是我們目前查到的在學術界最早使用‘海上絲綢之路’名稱的。但是，‘海上絲綢之路’只是一個概括的名稱，因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明確的記載，從漢代以來，絲綢在中國對外貿易的體系中間占有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們在這條貿易路線上不僅僅是賣絲綢，還有瓷器。在清代以后，占主導地位的是茶葉，造成西方的白銀大量地流入中國，他們形成了錢荒，入不敷出，然后就通過賣鴉片來改變貿易的結構。”魏峻說，2014年6月22日，中國、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聯合申請了“絲綢之路”的申遺，一共是33個站點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絲綢之路”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中國一共有陜西、甘肅、新疆和青海四個省參與，中國境內共有22個站點，數量最多。“從這點上可以看出，中國在‘絲綢之路’上的史跡是非常豐富的。‘絲綢之路’不僅僅是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商品的交流之路，同時也是各國文化的交流傳播之路，是不同文化在這條航路的沿線各個站點進行的接觸、滲透、碰撞和融合。”魏峻說。

絲路三寶：絲綢茶葉瓷器

現有資料顯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早發祥地，應該是嶺南的徐聞、合浦。魏峻表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記錄見于《漢書 地理志》，“從文字記錄中，可看出漢代時期對外貿易的主要貨品和北方地區，以及‘草原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交流的東西是一樣的，絲綢是非常重要的物品。”

“隋唐時期，外銷品主要是絲綢和陶瓷；兩宋時期，由于北方遼、西夏和金的崛起，河西走廊被阻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主要依靠海上交通。這一時期，政府準許流通海外的商品包括絲織品、陶瓷器、漆器以及酒糖茶米等日用品，時許時禁的商品包括金銀、銅器和銅錢等，不許出口的商品為兵器、書籍等；到了元朝，同樣在重要海港設立市舶司，最重要的為泉州、廣州、慶元三處；明代，從海外輸入的商品大概分為七大類160多種，如香料，珍禽異獸，藥材，軍事，工業原料和手工業制品類，如西洋布、玻璃瓶等。”魏峻表示，清朝前期，為對付東南沿海的反清實力，實行過“海禁”和“遷界”政策，海外貿易被嚴重影響，唐代以來延續的市舶機構被取代，這是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的開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實行廣州“一口通商”的貿易制度，廣州幾乎壟斷了中國與西方的所有貿易。

“清代的貿易品，茶葉成為對外銷售的主要物品，1817年~1833年，這15年間，茶葉的貿易量增長到百分之六十。據文獻統計，歐洲國家從中國進口一百萬件瓷器，這個銷售量中，景德鎮的青花瓷是占有很大比例的。這一時期，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在18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西方出現‘中國時尚’，西方人以家里有幾件中國瓷器為傲。”魏峻說。

中國水下考古始于1987年

“海上瓷路——粵港澳文物大展”中，多件精美的瓷器來自中國考古史上兩艘著名的沉船——南宋時期的“南海一號”和明朝萬歷年間的“南澳一號”。魏峻表示，中國水下考古力量的組建始于1987年，與“南海一號”沉船的打撈有關。

魏峻介紹說，“南海一號”是1987年發現的。他說：“發現的過程很偶然，廣州救撈局和英國的海上探險在上下川島海域尋找東印度公司荷蘭沉船‘萊茵堡號’時，并沒有找到東印度公司的沉船，卻意外發現了深埋在23米之下的古代沉船，并打撈出一批珍貴文物，當時被叫做‘宋元南漢沉船’。”

作為“南海一號”水下考古的親歷者，魏峻表示，中國水下考古的開端有兩個契機，“一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南海大量地撈中國沉船，我們束手無策；另一方面，雖然發現了‘南海一號’，卻沒有打撈能力，于是中國就派了專家去國外學習。1989年，學完回國，正式開始對‘南海一號’進行水下考古調查，這是中國水下考古隊伍成立之后，在中國海域所進行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調查。”

魏峻表示，和陸地考古一樣，水下考古面臨諸多無法想象的困難。“比如‘南海一號’，從發現到整體打撈，花了整整20年時間，其中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可見一斑。”

魏峻介紹說，在晚明時期，整個南海海域的沉船非常多，“從萬歷開始到明代滅亡，有七八十個沉船，除了中國的，還有東印度公司和西班牙的。中國的沉船多為北部的沉船，而南部的商船多為歐洲國家的船，說明這個時期歐洲的商船大量地到達了我們的南海區域。” （聶燦 實習生 杜君/文  韓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