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 釉里紅開光鏤空花卉紋蓋罐 高41.2厘米 河北文物保護中心藏

元朝（1271-1368）建立后，一方面將自身的民族文化和習慣帶到了中原；另一方面，也將漢文化的優秀成分保持和發揚。在蒙古族政權統治的文化身份上，我們能看到其復雜性和多元性。元青花瓷就是在這種復雜多元的文化背景中誕生的。王莉英先生在《元青花研討引言》一文中就談到：“元青花的歷史成因和文化性質是多元的，它的形成曾經融合了中國漢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和中亞西亞伊斯蘭文化等多民族文化因素。”

元代由于蒙古汗國的西征重又恢復了近400年前由于土耳其等民族興起而被迫中斷的“陸上絲綢之路”，此后中國陶瓷由海陸兩路向伊斯蘭世界輸出。元人王禮在《麟原文集》卷6《義冢記》中形容元代交通：“適千里者，如在戶廷；之萬里者，如出鄰家。”明代《萬歷野獲編·夷人市瓷器條》載：“天方等國瓷人歸國時以瓷器裝車，高至三丈，多至數車。”在西亞內陸地區的哈馬、巴勒貝克、內沙布爾、不大里士、雷伊、阿爾德比勒等地區出土了不少元、明時期的瓷器，這些瓷器很可能是通過陸路輸出的。上述地區同劉樹林先生談到的元代與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地交往以陸路為主經過的區域大體相符。

中國陶瓷很早就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國絲綢一樣得到珍視。最早到中國游歷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游記中記述：“中國人能用一種優質陶土制造各種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看見。”地理學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將中國絲、中國瓷器和中國燈列為三大名牌產品。中國瓷器以其質地精良、美觀實用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成為極受珍愛的貴重物品，在進口貨物中成為必不可少的項目。阿拉伯學者查希茲（約公元779-869年）在《守財奴》一書中提到一份換貨協議，其中一款便是從中國進口瓷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最早見到中國瓷器是在阿撥斯王朝。1059年阿拉伯學者阿·貝哈基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國瓷器早期運往巴格達的情景。哈里發·哈侖·拉希德（公元786-809年）執政時，呼羅珊總督阿里伊本·伊薩向他進獻過20件精美的中國御用瓷器以及數達2000件的中國民用瓷器，這在哈里發皇宮是從未見過的。

曾在埃及福斯塔特作過調查的日本學者小山富士提供過這么一個數據：世界上現存中國元代青花瓷完整器僅有200件左右（注：目前統計約400件），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普卡普博物館就有40件，伊朗的阿爾德比勒神廟有37件。埃及福斯塔特也曾出土過數百片元青花碎片，而中國國內元青花的流傳和出土則可為鳳毛麟角，極其罕見。如果按照周平先生的觀點：“主要是元廷或帝室為牟取暴利而生產的外銷瓷”也不無道理。但作為消費者一方面而言，伊斯蘭上流社會強烈的物質欲望和雄厚商業資本，在具有行家般鑒賞力的阿拉伯商人的驅動力下，也就成為歷史的可能。

中世紀的阿拉伯伊斯蘭帝國，以其輝煌的業績和繁榮馳名于世。美國歷史學家西提在《阿拉伯通史》中這樣描述阿波斯王朝（8世紀初-13世紀中）的巴格達皇宮：鳳閣龍樓，巍然矗立，雕梁畫棟，極為華美。宮內陳設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園內珍禽奇獸，佳木異卉，無不具備。他們不惜一切代價訂購中國精美的瓷器，或陳列于皇宮，或裝飾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景德鎮是江南小鎮，久負“瓷”名；千百年來，這里沒有漢時長安的“笙歌夜弦”，沒有唐時揚州的“煙花三月”，也沒有宋時汴京的“樂舞升平”，但無論是愜意文人們品茗論道、吟詩作畫，還是尊貴皇族們縱情樂舞、如歌盛宴，都在這青花瓷裝點的古典格調中追逝悠遠的情懷。無論是非洲的寺院、歐洲的宮殿還是伊斯蘭的圣跡，無不視其為珍寶，或裝飾、或珍藏、或饋贈，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孰料想，這脆薄的文明背后蘊藉著多少智慧和膽魄，無論是“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陶瓷之路”上的舟舶，那長眠于地下或沉睡于海底的一件件青花瓷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和無奈，頌揚著傳播者的業績與勤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