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少數民族使用非母語創作并非個案。歷史上，蒙古族除以本民族語言文字寫作以外，也曾用漢、藏、滿等兄弟民族的語言文字著書立說。

蒙古族藏文創作始于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之時，與其母語創作幾乎是同時開始，至今有800余年的歷史。直到20世紀中葉，這一情況才呈現下降的趨勢。新中國成立后，對于蒙古族藏文著作的研究即已起步，近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大規模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正有序開展。

民族文化交流的鮮活例證

蒙古族僧侶創作出了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教授額爾敦白音對記者說。在這座藏文書寫的文化寶庫中，文學內容格外引人注目。各民族間的文學關系是民族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的重要標志和鮮活例證。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樹林對記者表示，民族文學研究中對母語創作和非母語創作問題更為關注。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母語創作的作品才是民族文學，這樣有意無意地把一些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擱在一邊，一部分文化遺產的傳承被摒棄了。

“雖然蒙古族書面語盛行，但藏文隨處都在使用，藏語成為蒙古族寺廟語言，并在蒙古地區成為具有廣泛基礎的文學語言。”俄羅斯蒙古學家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的這一論斷，被很多學者所認同。

蒙古族藏文著作是蒙藏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額爾敦白音表示，就蒙古族文學而言，蒙古族佛教文學著作大多用藏文書寫，研究蒙古族藏文著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蒙古族藏傳佛教文化和蒙藏文學的關系。

蒙藏雙語人才匱乏

蒙古族藏文文獻分散在很多地方。額爾敦白音對記者說，除中國外，蒙古國也保存著相當一部分蒙古族藏文文獻，俄羅斯、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地也有一定數量的保存。目前，我國這部分文獻大多保存在古寺廟中，還有一部分保存在個人手里。但很多文獻已無法查找或閱讀，有些在破舊不堪的古寺舊廟里面臨丟失的危險。這些情況讓學者非常擔憂，對蒙古族藏文文獻典籍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工作迫在眉睫。

除1959年蒙古國學者S。貢布扎布有過不完全統計外，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內外學術界始終再未對蒙古族藏文文獻進行過全面、系統、科學的整理，至今也無人能夠知道蒙古族藏文古籍的準確數目。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蒙古族藏文典籍開展了一些研究。然而，隨著研究的推進，困難也不斷顯現。首先面臨的就是語言問題。樹林告訴記者，在蒙古族藏文典籍中有一部分用藏文拼寫的蒙古語著作，解讀這種類型的文本，必須精通蒙藏兩種語言，并且懂得蒙古民族的文化。

除了語言問題外，蒙古族藏文著作內容極為豐富，既有工巧明(工藝學)、醫方明(醫學)、聲明(聲律學)、因明(正理學)、內明(佛學)等“大五明”著作，也有修辭學(詩歌)、辭藻學(辭藻)、韻律學(音韻)、戲劇學(戲曲)、星相學(歷算)等“小五明”著作。這對研究者的知識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關研究入門就是個漫長的過程。

20世紀80年代起，內蒙古大學開始開設藏文課程，還派學生到藏區學習。但一位成熟學者的成長需要時間的積淀。據額爾敦白音介紹，雖然有些年輕學者正在成長起來，不過有時還是會遇到人才引進上的困難。

對闡明中華多民族文化關系意義重大

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融。在額爾敦白音看來，蒙藏文化關系就是鮮明的例子，蒙古族藏文典籍就是蒙藏文化交流最經典的記錄。

對蒙古學研究而言，蒙古族藏文典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海師范大學教授扎布認為，要想在蒙古學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必須挖掘和發現新的文獻資料。這些研究無疑會豐富民族知識體系、學科體系、文論體系。

蒙古族藏文典籍是蒙藏文化關系的產物，也是藏學領域的一部分，更是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扎布表示，這項研究首先能有效地推動蒙古族和藏族文學關系研究，進而促進國內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學關系研究，有利于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的建設，豐富和發展中國語言文學內容。

額爾敦白音認為，現在蒙古族藏文文獻資料正處于挖掘階段，很多意義重大的藏文典籍尚未被發現。若能全方位地搜集整理蒙古族藏文典籍，可實現民族文化關系研究的新突破，對于闡明中華多民族文化的關系更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