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顯得苛刻卻又嚴正，它在記憶之上覆蓋厚厚的塵土或濃密的苔蘚，等待著合適的人來拂去塵土、鏟除苔蘚，幾經曲折才顯露真相，就像是藏文化中那神秘的伏藏和掘藏現象。讀過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折花戰刀》，感覺作者冶生福(回族)就是這樣一個試圖透過濃重的歷史煙云去打撈記憶的人。小說以抗戰時期青海八千子弟兵奔赴中原前線浴血奮戰抵御外辱的真實事件為題材，用文學的方式為這支由多民族青年組成的雜牌軍，用粗陋的裝備與兇殘的侵略者拼死肉搏，并且打出聲威的英雄業績作證。

冶生福少年時代曾聽老人講述過青海抗日騎兵的故事，鄰近村莊的某位耄耋老者曾被指認是這支部隊的幸存者，這些碎屑的潛隱在心底的往事，在2015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時被徹底喚醒。或許在冥冥之中，他感到這個題材一直在等待著自己。于是，他心懷崇敬，翻閱了大量史料，又遠赴河南、安徽等地實地考察，經過一番鉤沉辨析，歷史的眉目逐漸清晰。然后，通過半年多的艱苦勞動，他將這段歷史用文字呈現了出來。

戰爭一向是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重要領域，而抗戰題材因關涉中華民族自由和獨立的情感訴求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關注，其數量可謂車載斗量。但相比于中國在抗戰中的巨大犧牲和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貢獻，我們的抗戰文學顯然尚未達到與此相匹配的高度與深度，還有許多歷史的暗角尚未進入文學書寫的視野。西方及蘇俄有關“二戰”的文學，立足人道主義思索戰爭與人的關系，借助戰爭考量人性的溫度與殘缺，審視戰爭罪惡、荒誕的本質，與此相比，我們的戰爭文學似乎還比較缺乏從全人類的大視野中縱深思考戰爭的氣度與境界。為了改變這一窘境，我們應該祛除狹隘的歷史觀導致的對歷史真實和完整性的扭曲與割裂，以更公正理性的態度去認知抗戰。通過閱讀《折花戰刀》，我發現作者是抱著同樣的寫作觀念的。

《折花戰刀》選擇的敘事視角頗具匠心。主人公回族青年士兵哈木宰的有限視角和第三人稱的全知全能視角相互交錯，自如轉化，目的是全景式地展示生活的畫面。以哈木宰的從軍經歷為線索，再現了青海組建騎兵師的全過程，招募士兵、訓練、開赴前線，8年間歷經無以計數的大小戰役，最后部隊解散，解甲歸田。作為下層士兵，哈木宰可以感受到的，是出征時對和平的日常生活的眷戀，是戰場的慘烈，是戰友犧牲的愴痛，打了勝仗之后的榮譽感……這些凸顯了戰爭的實感，但哈木宰的經驗是有局限性的，于是，在哈木宰的視野之外，隱身的全知敘述者依據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交代戰爭的背景，講述哈木宰家鄉青海鄉村的民間生活。兩種視角的交織與轉換，便將青海騎兵師與抗戰的宏觀格局、前方與后方、戰爭與和平、虛構與史實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幅豐富斑斕的完整畫卷。

《折花戰刀》塑造了一批令人過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哈木宰無疑是作者最為用力刻畫的形象，少年時代的他活潑好動，富有同情心；走向戰場的他曾經有過恐懼與不適，但保家衛國的決心和戰士的榮譽感最終讓他成為頑強善戰的勇士。銳利的閃爍著寒光的“折花戰刀”與他的精神意志融合為一個整體。戰爭之后的冷遇讓他失落，無奈之下愴然歸田……哈木宰的形象可以說集中體現了那一批從軍者的心路歷程和生活遭際。另外，樂觀勇敢的韓來臣、成熟練達的馬哈三、一心要歸隊的西路軍戰士馬有路、為情所困的藏族青年扎西，也都鮮活生動。而書中最讓人動容的人物莫過于那兩個年輕的回族女子：哈力麥和賽力麥，這兩個形象訴說著戰爭背景下回族女性的苦難與辛酸。哈力麥的丈夫馬有路離家從軍，抱著丈夫沒有看過一眼的襁褓中的兒子，她心生怨恨，執意改嫁游手好閑的老光棍馬六十三，受盡折磨，在極度憤怒和悔恨心理的支配下，割去馬六十三的陽具而被殘殺。賽力麥在丈夫哈木宰從軍后長期不知音訊的痛苦中，用自己柔弱的肩膀苦苦支撐著可能隨時坍塌的家，她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和貞潔，擺脫馬六十三的糾纏，將一柄利刃扎進自身。兩個女性雖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對情感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剛烈，讓人相信這是民族文化塑造了她們倔強與柔情、質樸與浪漫的性格。

《折花戰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對西北回族民間文化的展示。地域風情和風俗描寫已經成為顯現文學地域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對地方性知識的深度介入也成為文學寫作者文化意識自覺的表現。敘事性文本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因其體量的浩瀚與內容的豐贍，更容易吸納民族民間文化成分。作為一個回族作家，尤其是一個時時在創作中汲取民族養料的寫作者，冶生福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性和民俗事象可謂了如指掌，這為他在小說中嫻熟攝入民族文化因子提供了基礎。《折花戰刀》細致描寫了青海鄉間回族聚居地獨特的風情，比如說親的規矩、婚禮的儀程、宴席曲的演唱等等，使小說散發著濃郁的民族文化氣息。

小說的結尾頗具深意。回到家鄉的哈木宰，將“折花戰刀”重新鍛打為兩把鐮刀，由武器變為農具，暗含“永別了，武器”的意味，體現了他對于戰爭的認識與態度，同時也體現了作者拒絕戰爭與暴力、祈盼平靜生活的心愿。這也是這部戰爭題材的小說最為核心的題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