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詩，仍在歧途上徘徊著。”這是于賡虞先生70多年前在一篇談論新詩的文章中講的。如果我們不帶任何成見地觀照今天的詩壇，會覺得他對中國新詩的判斷現在仍然適用。

于賡虞(1902—1963)，新月派詩人之一，翻譯家，1935年4月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歐洲文學史。在英期間，著有《詩論》《雪萊的婚姻》《雪萊的羅曼史》等。1937年回國，任河南大學文史系副教授。朱自清先生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時，篩過來又篩過去，還是選了于賡虞的5首詩。《于賡虞詩文輯存》于2004年9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85萬字，是對于賡虞的文學生涯和創作成就的總結。全書輯錄了于賡虞的詩歌295首，還收入了80多篇詩論文章。

于賡虞將詩歌創作的源泉和動力歸結于詩人自身的生活和生命力，認為詩應該是詩人生命的表現，詩歌應該表現詩人內心的真實情感。他的這些主張，并不意味詩歌只注重內容而忽略形式，更不意味只尊重形式而放棄內容。于賡虞采取的是“兩點論”，即所謂形式與內質的和諧統一，并認為這種和諧才是詩最完美的形態。于賡虞的詩歌理論是針對當時有人把詩歌作為語言游戲的格律詩歌，或把詩歌作為“斗爭口號”的反撥。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中，他這種努力顯得勢單力薄，但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顧忌孤軍奮戰，而是不懈地向社會向詩壇發聲。

他說：“詩，就本義言，只是一股情思的奔流；但它又是藝術，既為藝術，多少就含有人工的意思。”他指明了詩就是情思和技巧的“組裝”。他還進一步指出：“詩乃人的血，而其組成亦猶血在人體的循環，是‘天衣無縫’。”這種看似直白而實際上極為深刻的詩論，恰好如針灸般扎到了新詩的穴位上。他在《詩人的路》《詩之情思》兩篇詩論中說得尤其明白，就是要將生命通過主觀的加工(情感的錘煉與過濾)，然后以分行的文字表達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思想)即是創作的原材料，而詩人的覺悟則是創作的原動力。

于賡虞揭示了上世紀30年代詩人們存在的病痛：“現在作詩的人，既誤于過信個人的‘天才’，而任情寫去，復誤于過事立異，致作品不代篇章。最下者，是那無骨的模仿者，輾轉于他人的掌心，而遺棄了個人的氣質！目下，‘新詩’的成績，不是使我們感到生命的必要，就是使我們覺到藝術的缺憾。”讀著于先生這幾句一針見血的批評，我如芒刺在背，像一個病人被名醫一語道破了病因與病灶，既滿懷羞澀又滿懷感謝之意。

歸根到底，于賡虞對于新詩前景還是個樂天派，他沒有因為看得太深刻了而失望，相反抱有謹慎的樂觀態度。他預言：“中國詩壇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獨者。‘天才是長久的忍耐’。對于那以蜻蜓點水為靈巧的作者，不算不是有益的箴言。”

于賡虞離開這個世界已經50多個年頭了，這位幾乎被世人忘記了的詩人及詩論家，當今詩壇還有幾人知道他、閱讀他、研究他的詩歌與詩論？早些年，文學史家、評論家唐弢先生曾建議，詩壇別忘記有一位對新詩嘔心瀝血的老詩人，希望文壇在研究李金發的同時也研究研究于賡虞。遺憾的是詩壇并沒有太在意唐弢先生的呼吁，我去年曾問過幾位當紅詩人，于賡虞先生是誰？讀過他的詩與詩論嗎？除一位知其人而未讀其詩以外，其他幾位有的張冠李戴，有的支支吾吾，有的搖頭不語，莫衷一是。

于賡虞生前死后都是詩壇的一位孤燭者，但值得我們不斷深入地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