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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察·年度綜述
2015年短篇小說:中國故事與文體自覺
□程天翔
“2015年的短篇小說數量呈上升勢頭。作 家對傳統文學資源的傳承和另辟蹊徑,中國故事、中國精神的講述,文本類型化、經典化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時,短篇小說的寫作與閱讀趨向小眾化、圈子 化。如何樹立短篇小說的文體自覺,加強對精神坐標的構筑,在吸收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對小說的內容與形式推陳出新,探索新媒體條件下的傳播途徑,成為對作家的 重要挑戰。”
2015年,短篇小說的寫作與閱讀逐漸向小眾化、圈子化傾斜。短篇小說出現了一些自身文體意識弱化、藝術手段創新不足和傳播方式匱乏等苗頭,如 何樹立短篇小說的文體自覺,加強短篇小說對精神坐標的構筑,在吸收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對小說的內容與形式推陳出新,探索當下新媒體的傳播途徑,成為對作家的 重要挑戰。
必須承認的是,在當前短篇并不紅火的環境下,作家群體依然顯露出旺盛的創作精力,對短篇小說進行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探索。這其中,青年作家充當 了短篇寫作的主力軍,張楚、盛可以、徐則臣、蔣一談、朱山坡、李浩、魯敏、余一鳴、弋舟、張惠雯、喬葉、金仁順、王凱、曾劍、蔡駿、周李立、鄭小驢、孫 頻、甫躍輝等人的創作日臻精妙,格局漸成;而劉心武、馮驥才、葉兆言、劉慶邦、王祥夫、范小青等老作家也不斷推出新作,表現出對短篇藝術的堅守。這些作家 的作品,或是以承繼傳統小說資源為核心,同時對文學形式進行再創造;或是突出對人物心理、情感的開掘,書寫歷史情韻和個人記憶;或是強調小說的故事性,用 現實主義筆法展現時代與人民的生活圖景;或是積極順應時代主題,書寫軍事文學、類型小說等。
從題材上看,鄉土文學進一步衰微,城市文學成為創作潮流,二者在題材比重上的失衡關系凸現了中國城鎮化的快速進程。因此,我們看到今年的短篇小 說充盈著各種社區生活、職場生活、城市家庭生活,情變記、買房記、拆遷記、進城記、打工記……都與城市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但是,一些作品多是直白地、不加 修飾地展現社會世相與日常經驗,人人爭先創作城鎮生活的“浮世繪”,生活表象下更隱秘的空間被擱置,都市人的精神領域問題鮮有人問津。
除了傳統文學期刊之外,微信、微博等新媒體也是重要的短篇小說發表渠道。短篇體量小,與現實對接密切,符合現代人快速化的閱讀習慣。不少知名作家陸續通過微信發布了自己的中短篇作品,在今后,這樣的趨勢還會進一步增強。
文學傳統的承繼和發展
短篇小說藝術常常體現為虛實相糅的特點,“實”是小說的故事,是直觀呈示給讀者的外殼;“虛”指向精神、想象等層面,是彰顯小說內部藝術空間之 核。可以說,對“虛”的追求,構筑了短篇小說的特色傳統。新時期以來,超驗敘事、古典主義、先鋒小說、實驗小說的出現,利用獨特的經驗和視角嘗試與現實社 會溝通對話,以神性之光照映荒誕人生,表現人性的焦慮、茫然和掙扎,體現出作家重建小說人文魅性和詩學傳統的文化自覺。
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是對其小說集《俗世奇人》的一個補充,作品借鑒了唐傳奇的創作手法,彰顯了對文學傳統的致敬和回歸。小說凝練傳神地塑 造了18位形象各異的津門人物,重點表現“俗”的地域性(津地市井文化)和“奇”的獨特性(人物傳奇),以現代意識關照傳統文化,營造出濃郁的天津風情和 民族特色。
近年來,一部分作家專注于表現都市生活中的猜疑、冷漠。劉心武的《煤球李子》對這種無情無義的情感書寫作出有力回應。小說的男女主人公少年時便 彼此傾心,后來歷經社會動蕩,天各一方,直到晚年時才有了重逢之機。垂垂老矣的“煤球李子”闖進老年公寓被當成老流氓,見到“煤球李子”后,“老太太”的 “心靈深處噴涌出一種極樂,一瞬間仿佛飛速穿越過自己的一生,所有經歷過的一切都化成青煙,只有現在身旁的人是實在的”。小說拋開花哨的文學技巧,恢復了 生活的本來面目。
同樣寫情感,陶立群《母親的島》中的“母親”是一位被拐賣來的婦女,生活的磨礪似乎抹殺了母親的內心隱痛和思鄉之念。她50歲時開始用行動來鋪 墊自己出走的決心——先是搬到一個小島獨居,后來嘗試獨立種菜、賣菜。小說的巧妙在于,它并沒有將罪惡矛頭指向拐賣婦女的家庭,在母親反抗、出走的過程 中,還穿插著溫暖、善意的親情。“母親的島”在小說中具有象征意味,寄托了一個女人全部的情感秘密。
李浩的《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也寫“出走”,妻子莫名“消失在鏡子后面”,“我”雖然有所牽掛,但在行為上卻無動于衷。作者試圖用一面鏡子反 映生活的裂隙以及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因而頗具荒誕、黑色的味道。在小說中,李浩將人物幽微的內心世界與當下現實的流弊結合起來,既有藝術張力,又不失社會 性。
曹軍慶的《時光證言》中的鏡子是一種象征,“兩人都知道,各自是對方的鏡子。鏡子有好鏡子,也有讓人討厭的鏡子,恨不得一見到就砸碎”。兩個女 人之間的對峙將故事引向更多懸疑的隱情,折射出畸形、變態的時代癥結。小說在結構和藝術表現上獨具匠心,情節設置巧妙不落俗套。此外,小說還隱含著對腐敗 問題的控訴。
“80后”寫作者草白對人物生存狀態的懷疑式解讀、對復雜現實的批判反思精神,合成了其小說較為獨特的基因。她的《惘然記》是一篇陰氣森森的虐 心之作,生者代表死者“采訪”另一位生者,體現了“我”對愛情與生命的形而上思索,由此放大了愛情的虛無及死亡對人的吸噬效應。
文非的《百羊圖》直指金錢、權利對人的異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撻伐。作者巧妙地將“我”、“老板”、“養羊人”和權勢者的關系勾連 起來,導演出一場人羊大戰的鬧劇。小說中“妖魔化的人”和“人格化的羊”明顯吸取了《聊齋》的魔幻手法,為小說注入了荒誕元素,使得閱讀者的心情也跟著一 陣陣緊繃。
張楚的《略知她一二》將一個畸形戀愛故事放置于校園環境中,“我”稀里糊涂地與一位比自己大得多的宿管阿姨發生了關系,雙方產生情感糾葛。張楚 以對人物性格、情感的塑造將這場丑陋陰暗的畸戀變為可能,甚至洋溢著憂傷唯美。小說沒有沉溺于感情波瀾的宣泄,而是把人性與現實背景密切結合,勾勒出小人 物的生存圖景。
鐘求是的《星子》探討人的生死問題,具備某種“玄學”味道。身患絕癥的“他”來到一個村莊,“用一用這里的空氣”,看書、散步、睡覺,打算平靜 地過完人生。在村民們的幫助下為自己舉行了一場預演式的葬禮,在這個過程中,“他”沉重而壓抑的內心逐漸趨向寧靜,對生命有了新的透悟。小說雖然描寫死和 葬禮,傳達的卻是超越生死的人生況味。
《廬山隱士》是蔣一談在短篇小說想象和敘事上的新探索,全書由二十多篇幾十字到幾千字不等的小說組成。作者強調作品的寓言和童話特性,力圖通過 “人物在現實和幻念之間的那種游離狀態”為小說注入詩歌的靈魂。近年來,蔣一談的創作在吸收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又富于開拓性,這種新穎的嘗試也為目前黯淡的 短篇小說出版市場刮來一股新風。
2015年,對文學傳統(經典)的擇取和拓新構成了多數小說家的創作核心。魯敏的《墜落美學》表達美人遲暮的悲切和情感的丑惡;邱華棟的《降 落》用現代手法記敘一位空姐無處“降落”的心靈秘史;朱慶和的《沒有思緒的狂野》以對生活的片段式敘述呈現整個人生圖景;金仁順的《紀念我的朋友金枝》對 人物形象飽滿立體的塑造、胡性能的《孤證》對意識流創作手法的絕妙運用、周李立的《往返》對意境的詩意性營造等等,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
近年來,“中國故事”的概念在文藝界、特別是文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小說無疑承擔了“講故事”的重要功能,一個民族的形象、精神、文 化,需要小說家通過作品來呈現。在當代作家中,莫言、陳忠實、賈平凹、鐵凝、劉震云、張煒等人的創作植根于中國鄉土,在講述鄉村中國和20世紀中國歷史等 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如今的中國故事面臨著全新的時代環境,以往作家積累起來的敘述經驗、表現手法已基本失效;當下中國現實的復雜性、豐富性可謂空前,對 于作家創作而言選擇面也更大。今年短篇小說在講述中國故事的道路上快速行進,好作品不少,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一些作家熱衷于描寫日常經驗,在視野的拓展上 力所難及,作品只注重個人感受,思想性上表現匱乏;一些中青年作家尚未從前人作品的影響中走出來,形成自己獨有的創作風格,藝術表現手法較為單一;一些作 家認為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就是講述苦難和眼淚,把小說寫成新聞報道的復制體,缺少對現實生活的豐富體察。
2015年,一些作家表現出濃厚的“歷史情結”,對似水流年展開溫情書寫,成為短篇小說講述中國故事的一種方式。梁曉聲的《地鎖》以知識分子與 普通工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微妙關系為線索,折射出時代的滄桑劇變;葉兆言的《赤腳醫生手冊》記錄了幾個發小的純真友誼和各自的人生際遇;劉慶邦的《婆媳》 講述了困難年代中一對婆媳相處的動人故事;儲福金的《棋語·靠》從圍棋的角度探討人生哲學,反映時代的變遷和個體人物的命運遭際;葉廣芩的《鬼子墳》鉤沉 老北京的前世今生,彌散出獨特的美學氣韻。
進入新世紀后,越來越多的小說家將筆觸伸向社會底層,反映他們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生存與精神窘境,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批判精神。徐則臣的《摩洛哥 王子》延續了他的北漂題材寫作。小說揭露了社會的殘酷無情以及底層群體的艱辛處境,但小說人物身上積極、陽光的一面,又使作品的況味哀而不傷、留存著對生 活的希望。朱山坡的《推銷員》借一個推銷員的死折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農村打工者想在城市立足,卻被城里人看不起,二者的對立反映出當下社會涇渭分明的階 級結構。旁觀者“我”、推銷員和女業主的關系是當下病態現實的縮影,它對我們反思人性向善、構建和諧社會秩序有著重要啟示。楊鳳喜的《玄關》講述了農村文 明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隔閡,描述了小人物艱難的生存環境、物質對人性的戕害,以及車禍給另一個家庭帶來經濟與道德的沉重負擔。盛可以的《小生命》是一篇不需 要解讀的“生活小品”,它的日常性是每一個普通人生活中都可能經歷到的,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凝聚了故事的喜劇氛圍。
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是講述中國故事的“重型武器”,范小青的《關機總比開機快》記敘了現代人過分依賴手機而形成的人情冷漠現象,小說從理性角度梳 理了傳統與流行的關系,體現出對當下浮躁社會的入微觀察。老藤的《無雨遼西》通過一場救災行動,生動展現了在帶有中國特色的官場邏輯影響下,國家政策與鄉 鎮一級難以對接的尷尬局面。黃躍華的《咤叫的烏鴉》直面民間非法借貸與黑惡勢力惡意干擾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難以為繼等現實問題,深刻表現出人 性之惡和普通百姓面對惡的無力感。喬葉的《煮餃子千萬不能破》以散文化的筆法闡釋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表現出親人之間的濃濃愛意。艾克拜爾·米吉提的《狗 事》則把中國故事搬到國外,借一只狗的遭遇講述了中國人在美國體制下生存的尷尬經歷。王方晨的《麒麟》由諳熟的鄉村書寫轉向城市題材,刻畫了現代文明擠壓 之下人性的異變。邢慶杰的《討債記》在有限的篇幅內將農民狡黠、可愛、質樸的性格神韻刻畫出來,與詼諧的故事情節互為照應。
在中國作家眼中,故鄉是人精神上的避難所。2015年的短篇小說中,以“回鄉”為主題的小說就多達十余篇。劉玉棟的《回鄉記》揭示了返鄉者面對 故鄉的一種空洞和失語,無話可說的流毒正從城市向農村悄然轉移,人心的隔離、人性的冷漠正是這場病變的內因。何玉茹的《回鄉》記錄兩個知青故地重游的經 歷,抒發著特殊年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濃濃鄉愁。季棟梁的《回家》述說漂泊一族在城市夾縫中生存的艱辛歷程,這些既不能回家又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邊緣者,返鄉 之旅也變成了灼心之旅。
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切換
關于類型文學的討論由來已久,一個基本共識是不能將類型文學單純地看作通俗文學。例如軍事文學作為類型文學的重要分支,因其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 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呈現出類型化敘事與純文學創作相互交織的特征。類型文學更多地與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緊密相關,很多時候更被大眾所接受,體現了當下 文學和文化格局結構性上的變化。2015年部分短篇小說的類型化傾向和類型小說的經典化趨勢給人印象深刻,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作者在創作選擇上的復雜性。
軍事文學在2015年綻放出勃勃生機,一批抗戰小說密集亮相,濃墨重彩地再現70年前那場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不少作家對戰爭的殘暴本 相、戰爭中人性的撕裂與崩潰進行書寫,謳歌了中華兒女面對強敵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慨與民族精神。趙大河的《浮生一日》對正面戰場沒有過多描寫,而是把視角切 入主人公的愛情、生活等方面,為讀者認識歷史、了解抗戰英雄的心靈史開啟一個新的視角。蕭笛的《冰河》以克制的語言記敘抗戰女兵“玲姑”的悲慘人生,字字 帶血,痛訴戰爭的殘酷及其對人心靈的毒害。劉躍清的《我的戰友李克勤》借一位被俘國民黨兵在成為解放軍戰士后思想、作風的轉變,彰顯出國民黨失卻人心、共 產黨奪取最終勝利的必然性。小說對解放軍戰士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理進行了多方面展示,沒有流于政治批判和單純的主旋律滲透,充滿真實性、趣味性和可讀性。
其他軍事題材的短篇小說,主要是表現和平年代下普通軍人的情感與生活。石鐘山的《一兵一狗一座山》描述的是一位盡忠職守的“老兵”形象。“老 兵”因為任務安排,獨對空山,只有一只狗伴其左右,8年間只下山兩次,一次定親,一次成親。每晚與電信排女兵短暫而重復的通話,成為他寂寞兵旅生涯中惟一 的亮色。小說呈現了軍人剛毅外表下柔軟、豐富的內心世界,在詩意的敘述中,“一兵一狗一座山”像是一幅肅穆莊嚴的簡筆畫呈現在讀者面前。曾劍的《向大海》 著筆于軍人心理軌跡、心理根源的挖掘和展示,對平凡而偉大的戍邊戰士予以謳歌,并以 “老人”這一象征形象表達了中國軍人與祖國海疆生死相守的浪漫情懷。王凱的《劃痕》通過對新兵貧富差距的對比和個人經歷的描寫,抨擊了當下部隊中存在的人 情現象和腐敗現象。
2015年各類文學刊物中,科幻小說的表現引人側目。《人民文學》在第七期中一口氣發表了三篇科幻小說:劉宇坤的《人在旅途》、陳楸帆的《巴 鱗》和寶樹的《墜入黑暗》。《人在旅途》采用非虛構的形式講述了一場時空錯位的跨太平洋之旅,劉宇坤以“文字的平凡與情節中神秘力量之間發生的張力,讓讀 者有距離地觀看到奇跡”。《巴鱗》中的“巴鱗”是作者想象出來的類人而非人的族類,它會“模仿人類的動作,惟妙惟肖,一絲不差,因此成為人類的玩偶”。主 人公在成人之后想要了解“巴鱗”的內心,點出了作品的敘事主題,即我們如何通過理解自己來理解他者。小說中關于人性、宇宙的洞見,拓展了我們對世界的想象 空間。《墜入黑暗》體現了寶樹鮮明的創作風格。在描寫“宇宙的宏偉和星際戰爭的遼闊”、“世界無限的廣闊,人類自身無限的渺小”等方面,更為接近劉慈欣的 作品。小說用“末日”、“人工智能”及“幸存者”等基本元素打造了一篇經典模式的科幻作品,行文間充斥著戲謔與反諷,折射出對當下的反思。
在官場題材短篇小說中,楊少衡的《你沒事吧》堪稱佳作。“大限將至”的“市長”不停調侃、戲謔“副市長”,反復詢問下屬“你沒事吧”,隱約透露 出“市長”的懺悔之心。小說以強烈的在場感對國家反腐局勢下部分官員的道德狀態和微妙心理予以諷刺,文筆克制、老到。艾瑪的《有什么事在我身邊發生》沒有 正面描寫“鐘局長”的腐敗情態,而是對“鐘局長”妻子隱秘、褶皺、曲折的心理展開剖視與挖掘,以此呈現出腐敗給人帶來的惶惑而恐懼的處境。
胡雪梅的《心靈診所》是一篇反映職場生活的小說。報社開設的“心靈診所”欄目將世界萬象包容進來,精神病、自殺者,出于各種動機的人們紛至沓來,眾聲喧嘩,集體描繪出時代的浮躁面目。
近年來,蔡駿的作品總能在繁復趨同的小說文本中脫穎而出。他的《舌尖上的一夜》以荒誕與懸疑的筆法塑造了一位“美食家”的傳奇人生。小說藉由對 詭秘場景與氛圍的營造、對恐怖食物極端反差式的描寫,表現了作者對人性黑暗的深刻反思。作品中“吃人”的部分恰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精神暗合,彰顯出蔡駿 在作品經典化道路上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