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溫暖的家園(陳世旭)

　　見證與步履

　　慶祝中國作家協會成立六十五周年

　　文學溫暖的家園

　　陳世旭

　　搬家，清理舊物，把刊載了自己有限且早已速朽過時文字的報刊盡數送去了該去的地方，留下的紙堆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1980年在中國作協第五期文講所學習的教材和筆記。

　　教材是打字油印的，已經變硬發黃，但油墨的氣息依舊暗香浮動。封面是一張單薄的普通白紙，上面是打字油印的“某某談戲劇”、“某某談《紅樓夢》”等等，但那“某某”，無一不是光耀史冊的大師。

　　比小學生練習簿稍厚的筆記本是我當時咬咬牙特地新買的，廉價，但是方便攜帶和保存。家用拮據，花錢不能不精打細算。因為急于記錄，字跡潦草，但其中透出的幾十年前的日子卻格外清晰。

　　1980年4月的一天， 我帶著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外省鄉鎮人的膽怯和拘謹，走進北京朝陽區左家莊的一個小院，前后兩排平房，中間有通道穿過，通道盡頭是課堂兼飯堂，外面是一片小小的核桃林，林子邊上有一個大蹲坑的茅房，男女之間隔著一堵泥墻，動靜了然。

　　對我來說，這個小院是圣殿。

　　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作協為培養寫作人才，開辦了文學講習所，辦了幾期，因為政治原因停了。“文革”結束，老作家們呼吁恢復文講所，以免文 壇青黃不接。這呼吁得到了回應，恢復的文講所延續中斷的學期為“中國作協第五期文講所”。許多當時的文壇新人由此從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

　　我由《十月》雜志的推薦，也有幸忝列其中。只是很艱難地發了一個短篇，就這樣擠到了一群聲名顯赫的人中間，心虛得很，像是混進來的。

　　文講所分組的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吃飯，然后早早地走進還沒有收拾完早飯痕跡的課堂，去前面第二排占了座位——從上海來的王安憶已經端坐在那 里。我所以選第二排，是因為這里既靠前，又不太過分——我這樣做已經夠自私的了。好不容易得到一個讀書的機會，誰不想離老師近一點啊。

　　我向來刻板，又大約有些潔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齊齊，一塵不染——這是我缺少靈氣的一個突出證明，坐下之前，我找了塊擦布把桌椅重新擦了一遍。這也許給了王安憶一個好的印象。以至淡化了因為生疏和性別差異難免形成的隔膜。她因此容忍了我的唐突。

　　我是爺爺的長孫。小時候我母親跟我說，爺爺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我因為家貧失學。為此我父母先后盡了最大的努力，最后我還是不得不在初中畢 業獨自下鄉謀生。之前的課外閱讀，除了借看家境好的同學的小人書，就是放學路過報刊亭時拜讀報紙副刊。農場8年，每天兩頭不見光，從城里帶去的同學送的幾 本外國詩人的詩集在“文革”“破四舊”時連夜燒了。再后來給借調到縣鎮10年，常讀的就只有幾本專為批判反革命用做“投槍和匕首”的魯迅選本，此外就是各 種“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政治學習材料。我讀不懂，也沒有讀懂的志向。后來看到張賢亮在勞改苦難中精研馬列、平反后成了馳名天下的大作家的光輝事跡，萬分 欽佩，深恨自己虛擲了大好光陰——其實以我的基因決定的智商，就算沒虛擲也白搭。大作家哪里是只要讀多了書就能做成的？古今中外，大作家固然都是學富五 車，但學富五車就都是大作家嗎？說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那也得是杜甫那樣的文學天才。

　　光憑讀書，未必就能在文學上有所作為，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有一年我應山東一家刊物約稿寫王安憶的印象記，主要的篇幅講了文講所的生活。其中有一大段話，被文學評論家胡平先生在當年中國作協全委會上講演 時引用：“……但在骨子里，我卻是個有賣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沒有什么可以賣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詩詞去擾亂王安憶的聽課。因為懶，我自己是從不做日記、筆 記的。而王安憶的筆記卻記得很仔細，使我想起略薩的小說里的一句話：恨不得把教師的噴嚏也記下來。這更使我覺得自己有資格做她的教師。我常在老師講課的時 候告訴她這一段那一段‘值得記’，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記的認真，同時表現自己的高她一籌。但詩詞我卻背她不過。她曉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滾瓜爛熟。我卻 是捉襟見肘的。便改了教她寫字。我覺得她寫的字不如我，這是可以肯定的。”

　　胡平先生引用這段話，目的是證明因為在文講所認真學習，王安憶才有了后來的巨大成就。作為當時魯迅文學院(文講所是其前身)的負責人，他這樣的 論述是情理中事，是職責所在，也是理論家水準的應有表現。他引用的是我本人的文字，言之鑿鑿，不容否認。由這段文字得出的結論是：兩個同桌的學生，因為聽 課的差異，導致了日后寫作的霄壤之別。我自然是與好學生王安憶相對照的可笑的反面教材：淺薄無知，自作聰明，班門弄斧，因為不好好聽課，所以后來在寫作上 了無成績。對我的淺薄無知、寫作上了無成績，我是認可的，因為多年的事實擺在那里。但我在那段文字里描繪的我的上課情狀卻并非事實，很大程度上是刻意的演 繹和夸張。那一大段自我調侃的文字，用意只在襯托突出王安憶認真誠懇的品質，事實上，打死我也不敢有那段文字里的張狂。而且上課的時候，我自己就是那個 “恨不得把教師的噴嚏也記下來”的人。

　　文講所的諸位大家，入學之前，對于我就像遙遠天邊的星星，仰之彌高。混跡在他們中間，我的自卑莫可名狀。許多時候，我總是坐在院子角落的一塊石 頭上獨自發呆。我覺得孤單，有了恐慌。很長一段時間，我什么也寫不出，糾結著還要不要繼續賴下去。吉林作家王士美在后來的一篇回憶這段文講所生活的文章 里，很感嘆地寫到了我當時的落寞憔悴，怯于合群。我很清楚，在那個文學如火如荼的年頭，我不過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地卷在這潮流里，跟著得了便宜的一個小 角色罷了。

　　因為沒有先天的才情，又沒有后天的家學，我從小就記住了大人們說的兩句話：笨鳥先飛，勤能補拙。小學到初中的9年，我幾乎每天都是晚上做完當天 老師布置的作業，第二天早早起來預習課程表上將學的功課，一直都是班上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后來，家里無力供我升高中，繼而接受高等教育，沒能實現九泉 下的爺爺的最大愿望，一直都是我父母和我自己心頭最大的痛。而今有了這樣一個天大的好機會，我怎么可能掉以輕心？

　　文講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頭了。散的時候似乎有些兵荒馬亂。同寢室的北京青年作家瞿小偉好心好意地每天領著我抓緊時間擠公交車逛皇城。在北 京住了將近半年，苦讀寒窗，我連故宮還沒有去過。最終告別文講所的那天，看看鳥獸散后已顯空蕩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種類似悲傷的惆悵。此后，我要回到沒有可 以信賴、可以求教的眾多杰出人物的寂寞中去了。這寂寞由于一度短暫的不寂寞而更顯難以忍受。

　　文講所之后，許多同學的聲名如日中天，一部部作品讓文壇一陣陣激動不已。而我，盡管對待讀書跟對待寫作一樣極為較真，但寫作依舊極為平庸。然而，這并不證明，寫作用不著較真讀書，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文講所帶給我的讀書習慣，即便是這種極為平庸的寫作也許早就停止了。

　　文講所將近半年的學習，時間不算太長，但對我一生的意義，卻是決定性的。它使我懂得了文學的神圣，懂得了文學的不可褻瀆，懂得了文學世界的廣袤 無邊，懂得了文學世界中的自己的渺小無比，從此有了文化的自覺。正是在那之后，隨著生活條件和寫作條件的逐漸改善，我開始按照文講所老師開列的讀書清單， 有目的地慢慢建立起相對有頭緒的閱讀，也使自己磕磕絆絆、跌跌撞撞、半死不活、日顯暗淡的文字生涯得以支撐到今天。沒有包括文講所學習以及文壇朋友的多方 關愛在內的種種幫助，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而今，重新撫摸文講所這些廉價的、灰黃的、字跡潦草的筆記，重新撫摸似乎是倏爾消失的幾十年前的那些難以忘懷的文講所的日子，我的眼睛不由得濕潤。

　　我極為認同這句話：作家協會是文學溫暖的家園。不說別的，僅僅是“中國作協第五期文講所”，就足以讓我感激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