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終結的人文之辯(張煒)

《太空象》 達利

　　●人文精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是曲折多變的，不同時代當有不同的內涵，沒有確切不變的定義，每個時代的人文主義者都根據所處的歷史氛圍和自己的認知，做出不盡相同的回答。它應該是一個時代無所不在的文化風尚，像空氣一樣吹拂，以至于無所不在。

　　是的，許多人還記得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一切仿佛就在眼前。可是屈指算來那已經是1993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說，過去了整整20年。時間過得真快，網絡時代的光陰一轉眼就溜走了。

　　今天回看那場討論，有人會覺得言不及義、浮光掠影甚至空泛喧囂。可是我卻覺得那是一個剛剛開啟的話題，保持了感性的活鮮和切近現實的溫暖。它也許不是學術的和理論的，而是現場的和直覺的，是當代生存的深憂化成的一片吁喊和漸漸深入人心的自省。它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詢問和探究：如何應對洶涌而至的物質主義潮水？由于這涉及到心靈和行為的雙重檢視，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將自己逼到窮于應付的墻角，又會在即問即答的匆促間疾走。

　　文學寫作成為一個標本和話題，被頻繁地考察和質問。于是那一場討論更加有了質感也更加疏于學術。誰來發問？誰來傾聽？這永遠都是一個問題。

　　20年過去了，我們真的遠遠地告別了那場討論，心安理得地忘卻了嗎？或者說一切早就不言自明，所有問題都在現實主義的隆隆行進中得到了解決、碾碎鋪路了嗎？恐怕絕非那么簡單。當年的討論自有其復雜的時代背景，而今這個背景卻變得更為復雜了。人是有自省力的，所有連結著現世生存的隱憂和不安，都必然要時時泛起在心中，于午夜滋滋作響。然而今天我們重拾這個話題，就不得不對“人文精神”這個概念做一番簡約的梳理。

　　人文精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是曲折多變的，不同時代當有不同的內涵，沒有確切不變的定義，每個時代的人文主義者都根據所處的歷史氛圍和自己的認知，做出不盡相同的回答。它應該是一個時代無所不在的文化風尚，像空氣一樣吹拂，以至于無所不在。

　　人文主義強調理性。理性是人類所獨有的，是與直覺的欲望和獸性相對立的，人類要通過正確方式合理地實現欲望，保證自己和他人的權利共同實現。缺乏理性的放縱和泛欲，個性的絕對自由和擴張，以及僅僅按照內心沖動去行動的不負責任，只能走向反文明。

　　人類擁有自己的倫理道德生活，激發出更好的人性，由同情心和悲憫所激勵，由經驗感受所預示，促進我們完完全全地生活。責任和義務是自由人性的基礎，對價值觀和理想之重要性的理解，會隨著人們知識和理解力的增進而不斷地發生變化。

　　強調個體的內在價值和尊嚴，以及人的潛能的自由發展，對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把人類所處環境、人類的利益和幸福當成基礎，并認為這種價值、尊嚴和發展是與相應的責任相一致的。個體在參與社會的同時，須保持懷疑和批判精神，尤其要對與理想相關聯的事物保持審慎和清晰的判斷力。

　　健康與成熟的個體生命，要以充分和完全的計劃、深刻的決心和意義來激勵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生存的快樂、美麗、挑戰、悲劇甚至是死亡的必然定局中，發現奇跡和敬畏。人文主義是積極的、入世的，既不采納實用主義方法論，也不做狹窄的學究，而是有著堅定渴求的信仰者。他們渴望一個彼此關愛的世界，以合作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使個體幸福最大化，使不公正和苦難最小化，把人從僅僅為了生存而奮斗的野蠻狀態中解放出來。

　　進入網絡數字時代，全方位的機器至上、技術主義以及由此導致的功利主義已經是愈演愈烈。現代人面臨的一個巨大責任，就是怎樣把自然科學從實用主義中解救出來。我們必須強調對完整的、具體的、鮮活的、實際經驗的人類世界的理解，反對結構和解構。這時候經典文學作品更加顯示了固有的審美強度和道德價值的深刻性，幫助我們在困乏的時代提供慰藉，在充裕的時代提供激勵。

　　什么是經典文學作品？它應該指那些有力量逃脫時間的巨大湮沒，從而得以幸存的作品，包含了被所有民族所有時代珍視的人性里的勇氣、憐憫、犧牲、同情、忍耐和崇高，那些使人類得以存在下去的品質。這種閱讀其實是人類進行的一種自我教育，它與社會現實和人的物質生存似乎無關，卻關乎其內在的成長和完善，關乎每一個人如何在時間里獨處和面對死亡，以及怎樣理解這個世界的永恒性。

　　當年梁啟超并非過高地預估了文學的作用，曾有“一國興必先興其小說”之言，與孔子的詩教觀是一致的，即看到了文學對國民風俗和思想的潤化作用。這種作用和后果是不可取代甚至短時間難以逆轉的。縱觀今日文事，或許已不可收拾，其精神淪喪與欲望滿漲的物質貪婪互為表里。烏合之眾圍觀聲色犬馬蔚然成風，眾口鑠金，君子潛行。

　　消費時代的媚俗，毫無底線地追求賣相已走入最下端，學術和藝術完全可以不要，良知完全可以不要。一種文化和文明必須保持的清貴、核心和高端品質，已經蕩然無存。一個時代可能擁有的哪怕是極少數人的勇氣、保守主義精神、懷念和鞏固的力量，正在最后地渙散和消解。文明總要由一些人來解釋，溶化堅硬的內核，讓其漸漸消融到大眾當中去。這個過程不可以逆向，不可能從下往上。物質欲望時代的犬儒主義將一切統統搞反：高的服從中的，中的服從低的，低的服從惡俗。只要烏合之眾認可，就一定成為文化的勝者。

　　我們自己對墮落的快感并不陌生。在風中竟相吹拂欲望和誘惑的時刻，奢談人文精神會令人側目。我至今記得一次閱讀：陸建德先生在為庫切新書《兇年紀事》中文版序言中有過一段議論，說的是書中主人公在現世“兇年”的困厄中，不停地閱讀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多么背時的閱讀啊！)，深感當下作為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其道德感已經變得可怕地低下了。這個人感到了深深的無奈和恐懼，不安和痛苦。陸先生就此說：我倒真期望這種痛苦來自我們中國的當代作家，那該是多么好啊。

　　我之所以不能忘記這議論，是因為它觸動了某個敏感而痛楚的部位。我們處于什么時期？我們有過這種閱讀和痛苦嗎？我們為什么喪失了這種機會和可能？我們為什么不敢做出設問？我們甚至自覺地拒絕了這種閱讀和稍稍接近的可能與意愿，因為這會傷害和妨礙自身墮落的快感———那種閱讀中產生的自我苛刻哪怕有一絲絲現實的真實，也會讓我們產生愧不為人的自卑感。這種感受真的難以招架。我們不僅不愿接近和仰望，而且至少還要向這種情形時不時地蹭一下(不是正面沖撞)，來表達自己可憐的勇氣，掩飾自己的絕望和自卑。

　　具體談論一己的寫作，那些順從縱欲之潮的血腥、陰暗、骯臟與下流，僅用藝術的全部復雜性和曲折性、現代主義的說辭來辯解已經蒼白，多元和寬容的套話也不再適用。因為這須在某一個大前提下才能成立。任何人都會詰問你的立場，都有反抗和拒絕這一切的權利———在惡與黑暗的總量中添加了你的一份，你間接地傷害了我，你參與制造了我此刻正在經歷的苦難。

　　說到這里該問一句了：1993年的那場討論終結了嗎？當然沒有。我們這里沒有，其他地方也沒有。只要是有人類有生活的地方，就必有這樣的討論，并將一直進行下去，或隱或顯地進行下去，永遠沒有終結的一天。　20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