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底線在哪里

　　【文化譚】

　　4月7日，《收獲》執(zhí)行主編程永新發(fā)了一條微博，宣布“再也不讀《文學報》了”，稱“文革”式的刻薄語言，要把有才華的作家也一個個逼瘋！之前，《文學報》的“新批評”專刊現已出版40多期，被批評的作家包括王安憶、賈平凹、遲子建等。(見本報昨日《〈收獲〉主編宣布“罷看”〈文學報〉》)文學到底該如何批評？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批評曾為中國文學的繁榮做出過卓越貢獻，很多杰出的文學批評及文學理論文章對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了精確的分析、細致的研究，出現了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互長的良性態(tài)勢。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卻迅速地墮落成為了紅包而炮制文章的文學贊揚家，為趕會場而到處奔忙并出賣自己的文學良心。那種種墮落，微妙地象征著一個時代的道德淪喪。

　　《文學報》似乎有意于“反其道而行之”，設立“新批評”專欄刊發(fā)了幾十篇批評文章，批評對象全是一線作家如莫言、賈平凹、遲子建等，而且他們幾乎每個人都受到過多次批判文章捆綁式集中轟炸。

　　可憐的遲子建似乎被“批斗”了三輪。翟業(yè)軍在《遲子建創(chuàng)作局限論》里說，“遲子建反反復復地傳頌并演繹著壓抑和拯救的‘神話’，從來不會反省：真的嗎？事情就這么簡單嗎？……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遲子建的創(chuàng)作集復制之大全。”這個指控幾乎要一棒子打死遲子建了，她的全部寫作被判了極刑。

　　賈平凹也很不幸地被集中“批斗”了三輪以上。郭洪雷在《給賈平凹先生的“大禮包”——談〈古爐〉中的錯謬》里說“……我們不敢奢望平凹先生對價格不菲的《古爐》實施召回，但如此‘千瘡百孔’的作品，作者還是應該有個說法才對。”石華鵬文章題目更犀利：《〈帶燈〉：一部沒有骨頭的小說》。一通亂棒之下，賈平凹被打得渾身爛皮，看來不根據這兩位批評者的指導來寫作，就一無是處了。

　　莫言的下場更為悲慘，《文學報》組織了三四輪對他的專門“批斗”，主力隊員李建軍寫了多篇批判莫言的文章。他在《2012年度“諾獎”授獎詞解讀(下)》里說：“他缺乏最起碼的自我約束和樸實態(tài)度，有一種刻意為之、故意賣弄的傾向……他以夸張而簡單的方式，以令人驚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無情、恣縱無忌、心智殘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蠻、畸形變態(tài)、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

　　這些文章大多為批評而批評，語言風格都是斧砍式，不按文理出牌。這些作者看起來要把批評對象當成“地富反壞右”，批倒批臭踏上一腳。現在自然是做不到“踏上一腳”了，但潑糞式詞語已成“新批評”里大多數文章的語言定式。他們的方法是先私設道德斗場，然后把批評對象綁上來輪番批斗，文章題目都很扎人眼球，卻失去了文學批評的基本底線。

　　文學批評范圍很廣的，專業(yè)的文學批評家會對各種不同的作家作品進行研究，不會專門盯著名作家來咬以吸引眼球。《文學報》的“新批評”欄目的這種有意約寫、脫離作家作品的本身巧立名目、杜撰莫須有罪名加以棒殺的文章，已經嚴重地喪失了文學批評的基本立場，更喪失了準確、公正地評價作家及其作品的態(tài)度。這樣的“新批評”，其實“很舊”，舊到了“文革”檄文的程度了。

　　□葉開(作家 收獲雜志編輯部主任)

　　【小看臺】

　　@陳維建(詩人)：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下判決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fā)出想象的火花。它不應該是穿著紅袍的君主。它應該挾著風暴和閃電。(米歇爾·福柯)

　　@紀念蕭紅(蕭紅研究員)：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理想的文學批評實在很難。魯迅、胡適、郭沫若，誰沒圈子？魯迅、郭沫若、周揚，誰沒用過棍子？竊以為，文學批評，吹、捧最為可惡。

　　@陳蒜苗(編輯)：小說家是呈現，評論家也是呈現。小說家呈現真實，評論家呈現文學。小說家的被選擇是自然選擇，而評論家不一樣。所謂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陰陽，明八卦，曉奇門，通遁甲，你以為你假裝是個人觀點就能擺脫得了所有責任。

　　《文學報》總編輯陳歆耕回應《收獲》執(zhí)行主編程永新批評

　　“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

　　新京報訊 (見習記者江楠)4月7日，《收獲》執(zhí)行主編程永新在微博上批評《文學報》“新批評”專刊，認為其刊登的李建軍批評莫言的文章“已經越過文學批評的底線”，是純意識形態(tài)的思維，“文革”式的語言。昨日，《文學報》主編陳歆耕在電話中對記者表示，李建軍萬余字的文章，程永新僅用100多字便將其否定，這種做法簡單、草率、缺乏學理依據。陳歆耕強調，“新批評”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文學報》刊物的立場，那是批評家自己的藝術判斷。

　　“新批評”并未預設立場

　　《文學報》“新批評”創(chuàng)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每期8個版面，宣揚的辦刊宗旨為“真誠、善意、銳利”。實際上，“新批評”成立之后，不乏銳利之音，王安憶、賈平凹、遲子建、嚴歌苓等作家都曾成為批評的“靶標”。

　　據陳歆耕介紹，“新批評”的文章只有一部分為編輯部約稿，“我們會向批評家推薦一些作品，比如賈平凹的《帶燈》，但不會預設立場，而是讓批評家看完之后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所以微博上說我們預設立場，是不符合事實的。”

　　陳歆耕說“新批評”只是提供一個平臺，讓不同觀點、見解得以在此交流。陳歆耕強調，“‘新批評’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場，那是批評家自己的藝術判斷。原則上，只要是善意的、能夠自圓其說的文章，我們都表示歡迎。”

　　并非只刊發(fā)批評之詞

　　但這種“善意”卻遭到質疑。程永新在另一條微博中寫道“作家也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批評必須專業(yè)在行，出發(fā)點是與人為善。見一個滅一個這叫文學批評嗎？這叫‘毀人不倦’！”對此，陳歆耕表示，“新批評”上刊登的文章對事不對人，“比如李建軍的文章，我認為是認真細讀了文本之后發(fā)表的個人意見。”陳歆耕也表示“新批評”并非只刊發(fā)批評之詞，同一期的新批評，“頭條是張志忠的文章，二條是李建軍的文章，兩篇文章的角度、觀點完全不同，張是充分肯定莫言的藝術成就的，李則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而對待賈平凹、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也都是如此。

　　未來不會改變風格定位

　　對于程永新提出的批評，陳歆耕認為過于簡單、草率，“我覺得在微博上不適合開展文學、文藝批評。用一兩百字對作品進行評論，只能是只說觀點，不說論據，這樣缺少學理依據。”

　　而談到“新批評”當下的風格定位，陳歆耕說現階段的確以講問題為主，“以這樣的姿態(tài)起步，是因為過去文學批評的生態(tài)就是胡吹亂捧，講求個人利益。在這樣的生態(tài)中我們希望矯枉過正，先以講問題為主，之后再逐步調整到正常的姿態(tài)。”他表示“新批評”不會改變自己的風格和定位。

　　《〈帶燈〉與賈平凹的文字游戲》(唐小林)

　　《帶燈》換湯不換藥的寫作，只不過是賈平凹對其以往眾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飯和文字大雜燴。賈平凹只不過是將《秦腔》中的張三，變成了《古爐》中的李四，再將《古爐》中的李四，變成了《帶燈》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帶燈》的外包裝雖然有所改變，但其中的諸多細節(jié)和人物對話，都是賈平凹對其以往舊作的自我抄襲和重復書寫。

　　《直議莫言與諾獎》(李建軍)

　　莫言的寫作經驗，主要來自對西方小說的簡單化模仿，而不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口頭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或者，換句話說，“傳統(tǒng)文學”和“口頭文學”只是其裝點性的外在表象，從西方文學躉來的“魔幻現實主義”才是他敘事的經驗資源。

　　今年1月以來，《文學報》“新批評”專刊發(fā)表了多篇關于賈平凹、王安憶、莫言等作家的批評文章。

　　■ 評論者說

　　周立民：不應為批評而批評

　　文學評論家、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看過《文學報》“新批評”上評價賈平凹《帶燈》的文章，第一個感覺就是作者唐小林的批評不講道理，給人一種不懂文學的感覺。他認為當下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確缺乏批評的聲音，但卻不應以此為目的，為批評而批評。“我覺得應該從創(chuàng)作和文本出發(fā)，而不是預先設定一個框框，批評和贊揚都需要公正。”

　　而程永新的微博也引發(fā)對中國當下文學批評生態(tài)的探討。《收獲》雜志編輯葉開在微博評價當下的文學批評家“一種是拿紅包的吹捧家；一種是博眼球的謾罵家。”周立民對此表示贊同，并認為這破壞了整個文學批評界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