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白鹿原》對原著角色的取舍

　　小說《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用洋洋灑灑50萬言，在作品中著力刻畫了白嘉軒、朱先生、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白靈等經典人物形象。如果探究這些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文化因子，不妨可用“士、農、工、商”等稱謂指代他們。這些人物貫穿了從清王朝末代皇帝退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近半個世紀。作者以其巨大的包容性與吸附力，在作品中凸顯了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文化基因，將中國社會轉型期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碰撞下的社會萬象表現出來。其涉及時空跨度之廣，故事結構之龐大，人物數量、性格、命運之繁雜，要將其改編成不到三個小時的電影，勢必需要通過高度集中的矛盾沖突和極具典型的人物性格來表達。

　　《白鹿原》被影像化的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僅就公映的版本看，影片最大限度地、相對忠實地保留了原著的敘事骨架，尤其選擇了以田小娥為核心人物，串聯起白鹿兩家形形色色的人物：白嘉軒、鹿子霖、鹿三、白孝文、黑娃、鹿兆鵬。這些人物中攜帶了豐富海量的文化信息：自由、欲望、背叛、宗法、官僚、革命、保守……這絕不是一場凡夫俗子眼中僅僅有關情欲的大戲，而是百年中國社會風云史的濃縮。

　　導演王全安將影片的時代背景定格在1912年-1938年之間，即清朝覆滅到抗日戰爭剛打響的這段歷史。影片縮短了原著中的歷史長度，以便更集中地敘述歷史，其中，“燒糧”、“砸祠堂”等重要歷史事件在影片中均有呈現。電影用鏡頭刻畫出了有著中國豐滿的傳統文化因子的人物形象：白嘉軒、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等人，其中白嘉軒、黑娃、鹿子霖三人可以分別作為農、工、商方面的表征性人物，但在原著中作者濃墨重彩描繪的“朱先生”卻在電影中缺位了，電影忽略了原著中“士”這一重要因素。白嘉軒作為一個敬恭桑梓、服田力穡的農人，影片繼承原著精神，將他的“農人族長”形象展現出來。影片通過對他堅決反對田小娥入祠堂這一場景的描述，展現了他對儒家“仁義”思想的崇敬，對自己是儒家文化守護者這種身份的找尋和建構。然而他又過于固守且全盤接受儒家文化，以致在時代轉型時期逐漸迷失了自我，用落后的宗法倫理秩序緊緊束縛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但他身上也保留著舊文化下農人的許多優良秉性和品質，如注重內省和自律，為人低調等。而當時，在這種矛盾掙扎下的農人又何止白嘉軒一個。黑娃作為一個無產者形象，是交夾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的犧牲品。他在一個向麥垛小便的場景中出場，這奠定了他作為一位反抗者角色的基調：早年鬧農協、最終落草為寇(原著中講述了他的最后回歸)，他不安于現狀、不斷與命運作斗爭。一個為民族尋找出路的英雄形象在觀眾面前顯現，但他始終沒有走出中國時代發展的怪圈，直到影片最后也沒有真正找到一條革命道路。他和中國歷史上無數的改良者一樣，一面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一面又難以接受新事物，認為只能從中國內在的文化傳統中去尋找出路，最終以悲劇收場。鹿子霖，從原著對他的描寫來看，他的血統中流有商人的血液，鹿子霖和白嘉軒的對立摻雜了商業信念農業傳統的競爭。影片中他想打破傳統文化的禁錮，于是把辮子剪掉宣稱革命，他與田福賢勾結魚肉百姓，唆使田小娥誘騙白孝文，使族長白嘉軒喪失顏面和權威，又陽奉陰違地與白嘉軒稱兄道弟，這些表現具有中國傳統商人形象的典型特征。

　　導演在電影中展示給觀眾的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解讀，僅從“農、工、商”三方面進行了深入挖掘，忽略了原著中關于“士”形象的表現。原著中，代表著“士”這一形象的便是“朱先生”。陳忠實說，他小說里的人物除了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他人純屬虛構。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舉人、關中大儒牛兆濂。無論“入世”或“出世”，他都以一顆平靜的心處之，并散發出儒者的智慧和圣人的光輝，仿若白鹿原上百姓信仰的寄托——“白鹿”。以致當白嘉軒追憶此人時感嘆“朱先生一生全都是與人為善，竟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情來”。他完美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位不求回報的“士”者形象，正是陳忠實和世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肯定。作為一部敘述“民族秘史”的改編電影，理應把原著中蘊含的中國時代的基本格局和價值定位展現在影片中，但導演忽視了這一點，將“士”這一基因舍棄。或許影片時長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但作為一種再創造的改編，最好還是不要流失了原著的思想內涵。在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下，“士、農、工、商”的結構始終保持著穩定性。原著《白鹿原》表達了中國社會由傳統農耕時代向現代文明轉型期間各層文化因子的命運浮沉，展示了傳統“士、農、工、商”內在的相互關系，讓讀者對這一時期有了整體感知。影片中沒有了“朱先生”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解讀，白嘉軒對于儒家傳統的固守便顯得生硬，沒有了“朱先生”這一個始終保持著人格獨立與完整的人物形象，這部“民族秘史”便喪失了厚重感。和“士”族承擔的文化信仰一般，“朱先生”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一個民族的靈魂，沒有刀槍折戟的力量，但就是因了這種信仰，民族便有了一個支撐點，國家便能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而現在，“朱先生”的消失，不僅在影片中消逝了那份人們對于“白鹿”的信仰，讓鄉土精神生態的平衡木失衡，讓白鹿原失去了靈性，也打破了中國傳統“士、農、工、商”這層穩定的結構，使影片終不夠豐滿，使觀眾體會不到傳統“士”族隱現的精神力量，不免讓影片留下很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