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內心說出這一年的閱讀印記

　　閱讀關乎內心，因此就該讓內心來說話：這一年中，究竟是哪幾本書在我內心留下了印記。我想到了薩拉蒙的詩作，想到了巴爾提斯的《寧靜海》(［匈牙利］巴爾提斯·阿蒂拉著，余澤民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想到了卡達萊的《錯宴》(［阿爾巴尼亞］伊斯梅爾·卡達萊著，余中先譯，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石頭城紀事》(［阿爾巴尼亞］伊斯梅爾·卡達萊著，李玉民譯，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和《誰帶來了杜倫迪娜》(［阿爾巴尼亞］伊斯梅爾·卡達萊著，鄒琰譯，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米蘭·昆德拉對小國這一概念特別敏感。在他看來，身處小國，你“要么做一個可憐的、眼光狹窄的人”，要么成為一個廣聞博識的“世界性的人”。別無選擇，有時，恰恰是最好的選擇。昆德拉如此。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亦如此。他的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和回歸，“同其他詩人，其他世界，和其他傳統相遇”，極大地豐富了薩拉蒙的閱歷和視野。

　　了解薩拉蒙的人生和創作背景，你會覺得，他無疑是個典型的東歐詩人。但當你讀過他的英文版詩集《藍塔》(美國休頓·米弗林·哈科特出版社2011年出版)，當你了解了他的經歷和視野，當你看到他流暢地用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同別國詩人交流，你會清楚地意識到，他絕對又是個世界性的詩人。在評析薩拉蒙詩歌時，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哈斯認為，蘭波，洛特雷阿蒙，惠特曼，德國表現主義，法國超現實主義等詩人和詩歌流派都曾對薩拉蒙的詩歌寫作產生影響。我們也不能忽視他的成長背景：東歐曾經高度政治化的現實。正是在這樣的影響、交融和背景中，薩拉蒙確立了自己的聲音，找到了自己的指紋。           

　　破碎，即興，隨心所欲，豐沛的奇想，和強烈的反叛，有時又充滿了反諷色彩和自我神話傾向，而所有這些又讓他的詩歌流露出神秘的氣息。他是個藝術幻想家，又是個語言實驗者。他注重詩歌藝術，但又時刻沒有偏離生活現實。在詩歌王國中，他豪放不羈，傲慢無禮，鄙視一切成規，沉浸于實驗和創新，同時也沒忘記社會擔當和道德義務。在介紹斯洛文尼亞人時，薩拉蒙說：“斯洛文尼亞人從來都中規中矩。”現實生活中，他可能也像他的同胞那樣中規中矩。但在詩歌寫作中，他絕對是個例外。在詩歌世界里，他可以沖破一切的規矩。他通過否定而自我解放。他只信從反叛詩學。他是他自己的上帝。

　　東歐劇變至今已二十余年。有段時間一個困惑縈繞在我心頭：在“專制年代”，東歐作家們寫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品。而到了“自由時代”，杰出的作品反而遲遲不見。但在讀到匈牙利小說家巴爾提斯·阿蒂拉的長篇小說《寧靜海》時，我意識到，東歐年輕一代的優秀作家正在成長之中，值得期待。

　　《寧靜海》最表層的故事圍繞著母親和兒子展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它是一部描寫母子關系的小說。故事發生在當代匈牙利，以第一人稱敘述。兒子“我”同母親居住在布達佩斯老城內一套舊公寓里。母親維爾·萊貝卡曾是布達佩斯有名的話劇演員，美麗，性感，倔強，自尊心和虛榮心都極強。在她的女兒青年小提琴家維爾·尤迪特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業嚴重受挫，前途無望。在此情形下，她決定將自己關在公寓里，整整十五年，足不出戶，直至死亡。“我”(維爾·安多爾)是一名青年作家，母親不僅在生活上完全依賴他，而且還欲在心理上徹底控制他。購物，照顧母親起居，料理家務，忍受母親的歇斯底里和反復無常，在沉悶和壓抑的環境中寫作，這就是“我”的生活。就這樣，母親將家變成了地獄，將兒子當做了囚徒。不知不覺中，外部環境在急劇變化：冷戰結束，制度變更，匈牙利社會進入全新的發展時期。可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家庭專制依然如故。于是，他拼命地寫作；于是，當他遇到了艾斯特時，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沉湎于性，那是最好的宣泄口；于是，母子故事中有蔓延出了其他故事：情人艾斯特的故事，姐姐尤迪特的故事，編輯伊娃的故事。到最后，小說與其說是“我”和母親的故事，不如說是“我”和四個女人的故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和整個社會的故事，小說也一下子有了自然而然的深度和廣度。至此，我們會發現，《寧靜海》絕不僅僅是一部有關母親關系的小說。

　　《寧靜海》寫得密集，濃烈，大膽，極致，猶如長久壓迫后的一場爆發，極具沖擊力和震撼力。譯者余澤民在譯序里宣稱：“世上寫母子關系的小說肯定不止一部，但是我敢肯定，迄今為止，絕對沒有一部能像《寧靜海》這樣寫得如此之狠，如此之痛。”沒錯，“狠”與“痛”確實能比較準確地形容這部小說。作者實際上采用了一種極端的筆法，一切都往死里寫，否則就不足以表達，不足以宣泄，不足以達到最深處。極端的故事，極端的生活，極端的愛情，極端的性愛，極端的關系。一切都是超出常規的，超出常規才有力量，才有看頭，才過癮解氣。所有故事又都是隱約說出的，在對話中，在回憶中，在追問中，在胡思亂想中，這就讓整部小說充滿了變化、起伏，各種出人意料，以及獨特的藝術感染力。

　　2012年初，花城出版社推出了“藍色東歐”系列叢書第一輯。其中，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三部長篇小說《錯宴》、《石頭城紀事》和《誰帶來了杜倫迪娜》尤為引人注目。卡達萊的小說一般篇幅都不長，人物也不太多，格局似乎也并不大。但他卻有深入挖掘和無限蔓延的本領，在深入挖掘和無限蔓延中開辟廣闊的天地。

　　《錯宴》的人物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古拉梅托大夫。戰爭擾亂甚至顛倒了一切。曾經的異國同學卻以占領者的身份出現。關鍵時刻，大夫宴請了這位同學，為了拯救幾名無辜的同胞。可宴會中，他們到底說了些什么，達成了什么協議？這始終是個謎，也成為大夫后來蒙冤的直接緣由。愛國者，最終，卻背上了叛國者的罪名，成為悲哀的犧牲。這是歷史的玩笑和誤會，還是時代的荒誕和悲哀？由此，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了一種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問：對人性、對存在、對專制、對政治、對社會。

　　《石頭城紀事》則通過童年和少年目光來觀察世界。這樣的目光往往更能抵達本質。敘事也有特別的效果。小說涉及戰爭，戰爭中的人性，家庭，民族歷史，愛情，革命，權利斗爭、巴爾干歷史問題等諸多主題。這些主題交織在一起，互相補充，互相襯托，互相輝映，讓一部二十來萬字的作品散發出巨大的容量。在藝術手法上，卡達萊表現出他一貫的樸素、簡練、濃縮的風格。在主題上挖掘，在細節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調動起回憶、對話、暗示、反諷、沉思、心理描寫等手法，始終控制著小說的節奏和氣氛，讓意味在不知不覺中生發，蔓延。這是他的小說路徑。這樣的路徑往往更能夠吸引讀者的腳步和目光。

　　而《誰帶來了杜倫迪娜》乍一看完全是部偵探小說。作家也確實采用了許多偵探小說的寫法。小說中充滿了一個又一個謎。而斯特斯上尉也努力地在破解一個又一個謎。但就在最后的一刻，當斯特斯上尉宣布一名死者(康斯坦丁)帶回了杜倫迪娜時，小說一下子獲得了藝術的深刻和升華。對此，作家趙荔紅理解得特別精準：“關鍵是一種‘承諾’的信念，找回一種期待與希望，具體如何帶回杜倫迪娜的細節并不重要。正如‘基督復活’說法，關鍵是一種等待，一種信心，有了這樣信念，哪怕是最遠的羅馬人，異鄉人，都會得救。這是保羅從耶路撒冷直到羅馬所宣揚的。保羅曾是追捕傳播‘耶穌復活’使徒的稅吏，卻變成最有力執著的門徒之一。小說中身為警察的斯特斯，一直不相信康斯坦丁復活之事，最后卻宣布：杜倫迪娜確實是被康斯坦丁帶回的。他相信，是所有人，透過康斯坦丁，帶回了杜倫迪娜，無論生者、死者，只要有承諾在，都可以帶回杜倫迪娜。承諾，是一種崇高力量，代代相傳，成為一種傳統，會突破生死，突破種族、宗教、政治、法律，能讓阿爾巴尼亞在嚴峻的世界形勢以及晦暗不明的未來中生存下來。承諾，就是希望本身，就是家園和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