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我和我父親的文學夢

　　上小學三年級時，寫作文，《我的理想》，我說我要當作家。病中的父親看到了，感慨萬端。那時候，還不到30歲的他，被多年的肺癆病折磨得幾近失去最后一點生活希望了。他年輕時的理想就是要當個作家。但他是巴金筆下“覺新”式的人物，一個大家庭的長子，戰(zhàn)亂離難貧困拮據中，他只有屈服于生活，放棄自己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死于肺癆。死的時候剛到30歲。

　　很長一段時日里，我并不知道從來只以商人面貌示世的父親也有過這樣一種當作家的“浪漫”，當然也更不能領會在那個陰暗潮濕的傍晚，他站在寫作文的我身后，所發(fā)出的那一聲喟嘆里所包含的全部感傷的意味。一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我“熱血沸騰”地和十萬上海知青一道奔赴大西北農場去“戰(zhàn)天斗地”，母親把父親19歲時發(fā)表的一些詩歌和小說，還有在抗戰(zhàn)初期他流亡昆明一路所寫的日記當做唯一的“遺產”放進我那十分簡陋的行裝里，我才震撼般地意識到，文學對一個真誠的人，確實并不只意味青春期的理想和個人的浪漫。

　　我一直特別喜歡惠特曼的詩，尤其喜歡他的這一首詩：“我聽見美國在唱歌……”他讓我突突心悸。多年來我也一直在追問自己：你傾聽中國在歌唱嗎？你聽見中國的歌唱了嗎？你明白中國的歌聲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傷和沉重、幽思和期待嗎？惠特曼在另一首詩里寫道：“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注意它怎樣勘測周圍的茫茫空虛，/它射出了絲，絲，絲，以它自己之小，/不斷地從紗錠放絲，不倦地加快速率。”我愿意做這樣一只文學的“小蜘蛛”，去網羅“中國的歌聲”，去描畫“中國的歌聲”，并放大“中國的歌聲”。

　　有人告訴我，一個作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真正成熟的標志之一，應該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認可，又能在文學史的進程中有創(chuàng)造性的突破；既創(chuàng)造性地形成作家鮮明的藝術個性，又能在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程中發(fā)揮它能夠發(fā)揮的和應該發(fā)揮的那一點作用。它應該是既深刻，又好讀；既文學，又大眾；既充滿著深層次的形而上的意味，又洋溢著鮮活的生活氣息；既有作家獨特的個性魅力和獨立思考的張力，又具有涵蓋時代和歷史的廣度和深度……而要做到這一些，最起碼的一條就是，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去面對他們正在面對的和必將面對的一切。真正的文學也就產生在和人民一起為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巨大努力之中……這也就是在文學概論中經常要說到的“藝術良知”和“作家的真誠”。而真要去實踐這個了，我才知道，這等于把自己送進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烤箱”之中。或者還可以說，就像是在風雪彌漫的冬夜里，把自己放在露天地里的一個大火堆旁，面對隱隱閃爍的星空，在極度灼熱和極度寒冷的雙重刺痛中，追索明日的朝霞，完善一個“自我幻覺”似的終端呈現……

　　為此，幾十年來，我走過許多彎路，也曾真誠地放棄過自我，又曾極其痛苦地去尋回那文學創(chuàng)作中絕對不可或缺的“自我”。然后在新遭遇的困窘中，去拷問，你尋找回的那個“自我”到底是什么樣的“自我”？一個作家到底應該擁有什么樣的“自我”，才能有助于敞開自己靈魂慧知和激情的窗戶，去傾聽捕捉“中國”億萬民眾發(fā)自心底的“聲音”……

　　為此，幾十年來，我也經受過許多的質疑，甚至屈辱。十幾年前，我嘗試寫的《蒼天在上》產生了為許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預想之外的轟動效應后，一個平日里比較相知的朋友卻以一種很不屑的口吻問我：“陸天明，你覺得你這個東西能在中國熱三個月嗎？”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她。我自己確實不知道三個月后中國還需要不需要這樣的作品。還有個別從未寫出過一本理論專著的“理論權威”打電話來，以當面污辱的方式，來表示對我和我這一類作品的輕蔑。都是成年人啊，當時在我心底造成的刺痛至今仍是無法言說的……

　　我知道這些作品都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自己也還沒有寫出最想要的那一種作品。但是，路，必須繼續(xù)走下去，也需要有人繼續(xù)走下去。就像惠特曼當年在詩里寫的那樣：“每個人都唱著屬于他或她而不屬于任何其他人的歌。”況且，中國的巨變還在進行之中。對于“匹夫之責”，即使是作家，又豈能王顧左右而言他？但文學畢竟只是文學，作家也畢竟只是個“作家”而已，面對急需和永恒之間的齟齬，誰又能避免了“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的惆悵和“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無奈呢？

　　這些年，我常常深夜捫心自問，天明，你在變嗎？你變了嗎？是的，我在變。我變了。我不斷地在變。我不能重復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須在變。但我又沒有變。我要求自己不變。不變的是，我希望自己永遠能夠以一個“熱血青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文壇上，出現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始終那樣真切地關注著，并全身心地融合到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當然也包括自己的家人)為爭取更加美好未來的奮斗中去，雖然我必將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一天比一天地更衰老……

　　前年，我回老家南通，到墓園看望了父親。一個60歲的兒子去祭掃30歲的父親。看著極其簡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極年輕極清瘦極憂郁極聰慧又極無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該對他說些什么呢？“父親，你兒子終于成了一個作家了。”———這話好像30年前就該說了。“我還會寫下去說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說的那些話都寫出來說出來為止。”———這話好像也不準確：只要你關注人民的命運，心里的話有說得完寫得完的那一刻嗎？“我知道自己還沒寫出最好的作品，為此，我將不懈努力。”———幾十年了，還用得著來對父親表這個態(tài)嗎？30歲的父親早就了解自己這個60歲的兒子：兩代人的文學夢。

　　兩個世紀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兒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們，我和我那些親愛的讀者們，我和所有還活著的中國人、中國的平民大眾……我們不曾放棄，也不會就此止步，為了兩代人的強國夢，為了那兩個世紀的復興之路……我將持續(xù)地用我固有的那種倔強和愚拙寫下去，而不管別人會說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