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外譯”成功的啟示

　　●莫言作品的外譯事實正好與他所談的“忠實”說相去甚遠：英譯者葛浩文在翻譯時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譯，而是“連譯帶改”地翻譯的。事實表明，葛浩文的翻譯是成功的，特別是在推介莫言的作品并讓它們在譯入語國家切實地受到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方面。

　　●在對譯入語國家讀者細微的用語習慣、獨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審美品味等方面的把握方面，我們還是得承認，國外翻譯家顯示出了我們國內翻譯家較難企及的優勢，這是我們在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必須面對并認真考慮的問題。

　　謝天振：上海外國語學院高級翻譯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著有《譯介學導論》等。

　　誰都知道，莫言此次獲得國際文學界的大獎——諾貝爾文學獎與翻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其背后有個翻譯的問題，然而卻不是誰(包括國內的翻譯界)都清楚具體是些什么樣的問題。日前讀到一位老翻譯家在莫言獲獎后所說的一番話即是一例，他對著記者大談“百分之百的忠實才是翻譯主流”、要“逐字逐句”地翻譯等似是而非的話，卻不知莫言作品的外譯事實正好與他所談的“忠實”說相去甚遠：英譯者葛浩文在翻譯時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譯，而是“連譯帶改”地翻譯的。他在翻譯莫言的小說《天堂蒜苔之歌》時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然而事實表明，葛浩文的翻譯是成功的，特別是在推介莫言的作品并讓它們在譯入語國家切實地受到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方面。德國漢學家顧彬指出，德譯者甚至不根據莫言的中文原作、而是選擇根據其作品的英譯本進行翻譯，這說明英譯本迎合了西方讀者的語言習慣和審美趣味。

　　嚴格而言，對莫言獲獎背后的翻譯問題的討論已經超出了傳統翻譯研究中僅僅關注“逐字譯還是逐意譯”那種狹隘的語言文字轉換層面上的討論，而是進入到了譯介學的層面，即不僅要關注如何翻譯的問題，還要關注譯作的傳播與接受等問題。其實，經過了中外翻譯界一兩千年的討論，前一個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翻譯應該忠實原作”已是譯界的基本常識，毋須贅言；　至于應該“逐字譯”、“逐意譯”還是兩相結合等等，具有獨特追求的翻譯家自有其主張，也不必強求一律。倒是對后一個問題，即譯作的傳播與接受等問題，長期以來遭到我們的忽視甚至無視，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由于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對外來的先進文化和優秀文學作品一直有一種強烈的需求，所以我們的翻譯家只需關心如何把原作翻譯好，而甚少、甚至根本無需關心譯作在我國的傳播與接受問題。然而今天我們面對的卻是一個新的問題：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外譯問題。更有甚者，在國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們國家這樣一個對外來文化、文學有強烈需求的接受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在國外，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培育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受眾和接受環境的問題。

　　歸納起來，莫言獲獎背后的翻譯問題主要有如下幾個：

　　首先是“誰來譯”的問題。莫言作品的外譯者，除了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首席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外，還有法譯者杜特萊(Dutrait)和尚德蘭(Chantal　Chen-Andro)夫婦，瑞典語譯者陳安娜等。這都是些外國譯者，他們為莫言作品在國外的有效傳播與接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諾獎評委馬悅然所指出的，他們“通曉自己的母語，知道怎么更好地表達。現在(中國國內的)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學外語的中國人來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這個糟糕極了。翻得不好，就把小說給‘謀殺’了。”馬悅然的說法也許不無偏激之處，因為單就外語水平而言，我們國內并不缺乏與這些外國翻譯家水平相當的翻譯家。但是在對譯入語國家讀者細微的用語習慣、獨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審美品味等方面的把握方面，我們還是得承認，國外翻譯家顯示出了我們國內翻譯家較難企及的優勢，這是我們在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必須面對并認真考慮的問題。

　　其次是作者對譯者的態度問題。莫言在對待他的作品的外譯者方面表現得特別寬容和大度，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不僅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奴隸”，而且對他們明確放手：“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正是由于莫言對待譯者的這種寬容大度，所以他的譯者才得以放開手腳，大膽地“連譯帶改”，從而讓莫言的外譯本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與敘述模式差異”的“隱形門檻”，并成功地進入了西方的主流閱讀語境。有人曾對莫言作品外譯的這種“連譯帶改”譯法頗有微詞，質疑“那還是莫言的作品么？”對此我想提一下林紓的翻譯，對于林譯作品是不是外國文學作品恐怕不會有人表示懷疑吧？這里其實牽涉到一個民族接受外來文化、文學的規律問題：它需要一個接受過程。我們不要忘了，中國讀者從讀林紓的《塊肉余生述》 到讀今天的 《大衛·科波菲爾》乃至“狄更斯全集”，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然而西方國家的讀者對于東方，包括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真正興趣卻是最近幾十年才剛剛開始的，因此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一下子就會對全譯本，以及作家的全集感興趣。但是隨著莫言獲得諾獎，我相信在西方國家也很快會有出版社推出莫言作品的全譯本甚至莫言作品的全集。

　　再次是譯本由誰出版的問題。莫言作品的外譯本都是由國外的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譬如他的法譯本的出版社瑟伊(Seuil)出版社就是法國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這使得莫言的外譯作品能很快進入西方的主流發行渠道，也使得莫言的作品在西方得到有效的傳播。反之，如果莫言的譯作全是由國內出版社出版的，恐怕就很難取得目前的成功。近年來國內出版社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并開始積極開展與國外出版社的合作，很值得肯定。

　　最后，作品本身的可譯性也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這里的可譯性不是指的作品翻譯時的難易程度，而是指的作品翻譯成外文后比較容易保留原作的風格、原作的“滋味”，容易被譯入語讀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有的作品以獨特的語言風格見長，其“土得掉渣”的語言讓中國讀者印象深刻并頗為欣賞，但經過翻譯后它的“土味”蕩然無存，也就不易獲得在中文語境中同樣的接受效果。有人對賈平凹的作品很少被翻譯到西方去、甚至幾乎不被關注感到困惑不解，覺得賈平凹的作品也很優秀啊，似乎并不比莫言的差，為什么他的作品沒能獲得像莫言作品一樣的成功呢？這其中當然有多種原因，但作品本身的可譯性恐怕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莫言作品翻譯成外文后，“既接近西方社會文學標準，又符合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的期待”，這就讓西方讀者較易接受。類似的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早有先例，譬如白居易、寒山的詩外譯的就很多，傳播也廣，相比較而言李商隱的詩的外譯和傳播就要少，原因就在于前兩者的詩淺顯、直白，易于譯介。寒山詩更由于其內容中的“禪意”而在正好盛行學禪之風的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國得到廣泛傳播，其地位甚至超過了孟浩然。

　　綜上所述，文學作品的跨國、跨民族的譯介與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尤其是涉及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更受制于多種因素。國內有些人往往只是從外譯中的角度來看待中譯外的問題，這就把問題簡單化了，背離了譯介學的規律。莫言作品外譯的成功正是在這方面給予我們以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