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的春天，來了嗎？

　　10月28日，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在溫州揭曉；11月29日，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頒獎典禮暨短篇小說創作高端論壇在淄博舉行；12月7日，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頒獎典禮落戶杭州。短短的一個多月里，全國性的短篇小說獎評選接二連三，近十幾年在小說創作領域愈加邊緣化的短篇小說，正在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然而，對短篇小說來說，現在還不是春天。

　　短篇小說遭受冷落為哪般

　　以短篇小說雄踞文壇的中外作家不勝枚舉：契訶夫、馬克·吐溫、普寧、杰克·倫敦、歐·亨利、川端康成、蒲松齡、魯迅、郁達夫、沈從文、汪曾祺等。而一大批在今天已經成名的作家也無不從寫作短篇小說開始，如王蒙、余華、蘇童、韓少功、王安憶、莫言、張賢亮、賈平凹、劉震云等。

　　盡管如此，近十幾年來，短篇小說在國內越來越邊緣化，卻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短篇小說的舞臺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狀態，既要有飽滿的激情，又要有氣定神寧的氣質。”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獲得者、黑龍江省作協主席遲子建認為，短篇小說創作對作者的要求十分高。

　　同為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獲得者的青年作家付秀瑩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最能考驗作家藝術才情的是短篇，它可以作為衡量一個作家藝術能力的重要或首要標準。”由于篇幅限制，短篇小說無法藏拙，萬把字內，閃轉騰挪，一招一式都容不得分毫懈怠和差池。

　　越短的作品，越需要有藝術鑒賞能力的讀者。中國小說學會會長、文學評論家雷達說，在看長篇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理解這里面集結的人類共有的經驗和要素，但看短篇的時候，需要調動想象力，因為短篇提供的大多數是短篇作者的個人經驗，而這個經驗的差異化，往往超出人的想象。

　　除了短篇小說自身的創作難度和所要求的鑒賞能力外，導致短篇小說受關注度越來越低的因素還有很多。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文學日益陷入世俗化與商業化的泥淖。就市場而言，影視劇的改編對文學作品的再生產，或者說對其生命力、影響力的擴大起著非常巨大的作用，短篇小說很難被改編成影視劇，而中長篇小說被改編的機會則大得多。沒有電視等傳媒的助力，短篇小說的發展隨之放緩。

　　此外，一些具體問題也在掣肘。“出版方面，長篇小說可以單獨出版，而短篇小說的發表大多要依靠報刊。由于市場化的沖擊，純文學刊物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只能把版面留給‘分量’更重的中長篇，報紙副刊現在也更青睞散文、雜文，總之，留給短篇小說的空間越來越小。”遲子建說。

　　此外，文學界的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也很讓人頭疼：作家如果沒有長篇，就顯得自身分量不夠，在文壇上立不住腳。“所以，不少人短篇一寫得好些，就立刻轉向了長篇，有些初入文壇的人更是直接寫長篇。”遲子建說。

　　寫短篇小說是“奢侈行為”

　　在這個喧嘩紛亂的時代，短篇小說越來越寂寞。這種情況下，選擇寫短篇小說其實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這要作者做出一些犧牲。作為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和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的共同獲得者，阿乙對此感受頗深。

　　阿乙寫過不少短篇小說，而且寫得很慢。阿乙說，自己一般在周末寫作，一周也就寫兩三千字，一個月才能積累一萬字左右。

　　雖然寫好一個短篇，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調動自己，但作者的付出與收獲，現在卻不成正比，稿費低得可憐，作家光靠稿費沒辦法謀生。“稿費還是按字數計算，一個短篇也就幾百元到一千多元。”中國煤炭作家協會主席劉慶邦在短篇小說創作領域，比較高產，現在一年大概能寫七八個短篇，不過說起稿費，掐指頭都能算出來。

　　2008年，作家蘇童出版了他的五卷本短篇小說集，那時他就把短篇小說稱為“奢侈的題材”，說寫短篇把他寫到差點兒揭不開鍋。蘇童算過一筆賬：他的一個短篇得花半個月完成，一年頂多寫十篇，這些短篇小說的稿費往往是一次性的，通常一篇只有500塊。上世紀90年代中期，蘇童還在堅持寫短篇，可總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寫東西了，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只有中長篇才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除了稿費過低之外，短篇小說在文學期刊上所處的位置也十分尷尬。過去，短篇小說在文學期刊上發表的數量多，還經常位居頭條的醒目位置。現在這種情況少之又少。據《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介紹，近些年《小說選刊》的頭題從未選擇過短篇小說。這從側面證實了文學期刊界對短篇小說的態度。

　　“即便是如此‘奢侈’的創作，現在的讀者也越來越不買賬了。”在海南省作協主席韓少功看來，在新聞資訊業空前發達的當下，好看的故事不在小說里，而在新聞媒體上。現在很多新聞報道的人物形象生動、故事性極強、語言也不比小說差，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每天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因此，“小說尤其短篇小說對讀者注意力的吸引在不斷降低”。

　　深邃典雅的精神需短篇小說來保存

　　不管短篇小說的現狀如何“凄涼”，但對一個作家來說，寫好短篇是特別重要的基礎訓練，卻是業界共識。正如雷達所言，對一個作家藝術表現力的訓練，短篇往往是最嚴酷和最有效的。可嘆的是，現在有一種長篇小說的盲目崇拜癥，不少人以為只要會編個好故事，能觸及社會問題，暴露一番內幕，無論文本多么粗糙，敘述多么平庸，語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就是大作品了，有的人還以大作家自居。

　　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得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畢飛宇，寫過幾部優秀的短篇小說后便轉向了長篇小說，數年后，當再次開始短篇小說創作，突然發現“關于短篇小說的生理記憶消失了”。他把一部短篇小說寫到一萬五千字時，還感覺“沒開始”。這時，他才意識到好友遲子建當初“千萬別放棄短篇小說，只寫長篇，不寫短篇，人就廢了”那番勸誡的深刻含義。

　　短篇小說對于文學的意義同樣重要。“從某種程度上講，短篇小說達到的高度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雷達認為，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倡導短篇小說的創作，因為短篇小說可以使傳統的、典雅的小說精神保存下來。當下中國的小說創作正悄然發生重大改變，這個改變就是把娛樂性和消費性作為動力，典雅的、深邃的寫作逐漸在被淡化，而這恰恰是短篇小說最核心的東西。

　　針對新聞業的日益發達和短篇小說創作面臨的沖擊，韓少功提出了“陌生化”的概念。他認為，主體陌生化，是新聞業高度發達以后，作家們更應重視的看家本領，體現于審美重點從“說什么”向“怎么說”的位移。在成熟的小說家眼里，這個世界永遠充滿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