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告別——《昨天的中國》自序

《昨天的中國》，袁偉時著，漢唐陽光2012年10月出品。

　　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學校。讀書、教書、寫書，就是一生。這部書是過去幾年成果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當代中國，在歷史海洋中遨游，老是感到昨天和今天、傳統與現實、新與舊糾纏不清。死的拖住活的，過去吞噬現在。

　　歷史一再回到原點。法治，個人權利，自由，市場，金融，民主，憲政，選舉，公開的政治……沒有一個是新鮮詞語！現在爭論得不可開交的問題，與百年前幾乎一模一樣。

　　擺開世界地圖，那更是人家在17、18世紀解決的課題，現在已成為那里小學生的常識。即使在中國，那也是19世紀的老話題。

　　路難行。但江湖熱鬧非凡！當令時鮮是三皇五帝是憲政始祖，回到傳統，“從西方解放出來”，就有自由！

　　王國維先生百年前說過：“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國學叢刊》序)。過去和現在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的觀念，有多少不是來自西方？自己的腦袋自己用，強制無效，聒噪煩人。這世界，人分三六九等的時代過去了。宜人的是多元世界，各說各話，各適其適，自由交談。

　　中國要完成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歷史任務，關鍵在觀念轉變。觀念一變，地廣天寬。

　　但是，積習根深柢固，告別過去，絕非易事。因緣會合，現在的國家機器，要轉變為公開的服務型的政府，同時要讓自治組織生長起來，過程必然非常漫長和艱巨。不過，形勢比人強。社會矛盾尖銳，公民監督無所不在。變與不變，利害得失，不待蓍龜。

　　小百姓冀求的無非是自由說話，自在生活。那么卑微，那么平實，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

　　苦難的過去，理應換來寬舒的未來。引頸以望，還要多長時間呢？

　　就以學術、文化領域來說吧，積重難返，告別昨天，實在艱難。

　　“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盡管“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但自古以來，總是知者為師，有知教無知。1950年，筆者這批年輕人進入大學念書以后，事情卻顛倒過來了。不知學問為何物的青年學子，慢慢成了老師望而生畏的一群。先是1951年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無知無畏的學子奉工作組之命組成小組，分別“幫助”老師——根據工作組的指令指責被幫者這里那里檢討不深刻；進而被領導“發動”放肆評判、攻擊老師的學術全是“封資修”！

　　那年頭豈止斯文掃地！原有的清潔工人忙于“革命造反”，不屑兼顧本職；忝為“三反分子”，鄙人每天的職責之一，是和中山大學副校長、著名化工專家、民盟廣東省副主委羅雄才教授合作，代替工人階級，一日幾次清掃中大小禮堂地下的男廁所。“文革”后期，工農兵要“上(大學)，管(大學)，改(改造大學)”了。哲學系有位“工農兵學員”(注意：是學員不是學生)公開說：“臭老九，老子根紅、苗紅、全身紅！”我輩九爺雖然恩準繼續教書，但為工農兵服務，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早有明訓。于是，“老九”洗耳恭聽接受教育之余，“老子”畢業離校，為他們清掃宿舍是不可或缺的服務。滿眼是垃圾、折斷的床板、散架的桌椅，床底下、桌椅邊還有長了毛的剩飯、剩菜、饅頭！這是受過教育的人住過的地方嗎？

　　從學理上說，歷次運動的所謂批判，都是“無知批有知”(1951～1975年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的馮乃超的名言)。

　　“文革”結束35年了，“專家”、“人才”似乎香氣洋溢，爭相羅致。亦真亦假，引人深思。

　　“聽話，出活”！合乎這個著名的規格，榮譽、金錢會接踵而至。要是桀驁不馴呢？

　　說到底，在某些官員眼中，知識人仍然是工具。好用，自然奉若上賓。若果不識相，真的認為人人平等了，后果就自己兜著吧！

　　“官大學問大”，戴上烏紗的學生明明暗暗斥責、禁制老師的現象司空見慣。消除“無知批有知”的現象前路漫漫！

　　“創新國家”、“繁榮學術文化”的口號聲震天價響。不言而喻，創新就是超越前人，言人所未言，其中包括超越大小官員原有的知識儲備。假如當代知識人像孔子那樣聲稱“我就是當代文化的代表！”(孔子：“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或者像釋迦牟尼那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為尊！”(《長阿含經》第一卷)那些領導者們受得了嗎？可是，沒有藐視陳舊、膽大包天的氣概，哪來世界一流的學術文化？又怎能出現比孔子和釋迦牟尼更加偉大的歷史人物？當理應肩負創新重任的大學和知識階層奴隸心態尚未消退，謹小慎微，不能想說就說、說錯了也不怕，一切都是海市蜃樓！

　　沉重、復雜的告別。唯愿社會轉型步伐加快，企盼豁然開朗的一天早日到來！

　　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勞作的果實，要變為一部書了，自然有些感觸。于是寫下這些話，權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