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述民族精神剝離過程的復雜性——專訪話劇《白鹿原》編劇孟冰

北京人藝版《白鹿原》劇照 王雨晨 攝

陜西人藝版《白鹿原》劇照 王雨晨 攝

　　陳忠實創作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白鹿原》自面世以來，曾長期備受爭議，引發了各種各樣的解讀。2006年，它的話劇改編版本首次由北京人藝搬上舞臺，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十年過去，又有包括話劇、歌劇等多個版本的同名改編劇正在熱演或即將推出，由孟冰編劇、胡宗琪導演的陜西人藝版話劇《白鹿原》就是其中之一。

　　富有關中特色的牌坊懸于舞臺中間，灰檐、院墻隨場景切換，變化出白鹿原上的宅居、院落、戲場、宗祠。漸漸地人活動了，安穩被打破了，人的掙扎、沉浮、恩怨、生死，紛亂涌動的各方力量，一次次沖擊著塬上的傳統秩序、禮俗綱常。最終，朱先生死了，鹿子霖瘋了，白嘉軒于風雪之中撲在“仁義白鹿村”的牌匾旁嚎啕大哭。同樣是孟冰編劇，但陜西人藝版話劇《白鹿原》跟當年北京人藝版已有很大的區別。本報記者日前對孟冰進行了專訪。

　　記者：改編長篇小說，其實有很多經典的例子，比如越劇改編《紅樓夢》 ，只選取寶黛愛情為主線；又比如曹禺改編巴金的小說《家》 ，把瑞玨提升為主要人物。從中可以看出，或許考慮到舞臺有限的體量，不少改編會選取一條線索、一個人物作為憑借。但話劇《白鹿原》顯然更加地全景式，在改編過程中，你是怎么考慮的？

　　孟冰：開始的時候，也想選擇其中的某些線索、某些情節或片段來結構整個故事，但后來很快就把這個想法打消了，為什么？因為它就不是《白鹿原》了，它可能是白鹿原上的女人、男人或一家人，但再也不是《白鹿原》 ，它展現的范疇、表達的內涵和意蘊，也就縮小了。但是，哪怕后來力求忠實于原著，小說所涉及的一些情節、背景以及人物的前史等等，包括一些情節的詳細過程，事實上也不可能全面展開。因此，我還是進行了大量的刪減、壓縮、合并、集中。特別是到了小說的中后部，比如鹿兆鵬到了部隊、黑娃當了土匪、白靈奔赴延安之后，劇本改編省略、淡化或者說回避的東西更多。文學可以表達的東西，戲劇舞臺不一定可以表達，這是舞臺藝術的特殊性，跟個人閱讀的情境很不一樣。但它們又關聯到人物命運、社會歷史的完整性，完全忽略的話，就可能會造成人物命運、歷史歸屬的缺失。在改編過程中，我是努力尋找一種相對完整的表達，一些結局是必須要有的，因為它們關系到整部戲的氣場循環。

　　記者：我記得你跟陳忠實有過交流，他說他在小說中最想表達的意思，就是要寫一個民族精神剝離的過程。你怎么理解？或者說，你在改編中怎么做取舍？

　　孟冰：就戲劇來說，提煉舞臺人物的行動線，依據自然是小說的情節和事件。在取舍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煉出白、鹿兩家人攀比、爭斗的主線。在巴金的《家》 、茅盾的《子夜》 ，以及錢鐘書、沈從文的一些書中，其實都能讀到有關鄉土文化、宗族文化在人的生存環境中所起到的甚至能夠決定命運走向、家族興衰的重要作用。其中，人們很重視名聲、人脈，講究人緣好不好，愛面子。劇中有一個情節，是鹿子霖被抓到監獄，白嘉軒去跟白孝文說情，兩人都已經弓腰塌背了。這時候，我有意識地讓他們敞開心懷、彼此釋然。他們之間的關系很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們攀比、爭斗了一輩子，其實卻映襯著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他們命運關系的復雜性，恰恰折射出了這個剝離過程的復雜性。

　　記者：這里很微妙，同時也是我比較疑惑的一點。我們看到，白、鹿兩家既爭斗又講仁義，有時候他們的爭斗甚至達到了很殘酷的境地，你覺得矛盾嗎？

　　孟冰：對于這一點，我想可以這么去理解，他們的仁義，不是他們兩家所獨有的，而是有著數千年傳承的傳統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是家族中代代相傳的，他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觸的人際環境，都是這樣的文化血脈。這兩家的爭斗，可以說是他們現實的、人性的本質。但是，他們日常所遵循的、內心所懺悔的、極力去尋找的東西，都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白嘉軒可能代表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延續和傳承，鹿子霖則有更多現代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氣息。他們不斷在祠堂上、鄉約中強調傳統，其實他們自己也可能在自省、在進行內心的懺悔。某種意義上講，這里正包含著直面現實和維系傳統之間的審思、追問。

　　記者：圍繞民族精神剝離的主題，話劇《白鹿原》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秩序。比如白嘉軒、鹿子霖這一代人相互爭斗，白、鹿第二代人對原有秩序的沖擊和挑戰。我注意到，黑娃似乎比較特殊，他最后拜到朱先生門下靜心讀書了。有人覺得，這是一個階級性的退步，你怎么看？

　　孟冰：黑娃這個人物，我覺得帶有陳忠實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在現實生活當中，像黑娃這樣的走到那個節點的窮苦人家孩子，可能是少而又少的。從普遍意義上講，在我們黨的歷史中，農村工作是長期的重心，最基礎的實體就是農民，因此黑娃很有代表性。最后他讀書、向朱先生求教，恰恰說明一個大的歷史發展趨勢，農民階層必然要從一種比較愚昧的狀態走向現代的文明社會。當然，從個體的角度講，他又很獨特，走得很極致，最后悲劇地死去。怎么理解呢？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哪怕在大的變革過程中，總可能會有一些尾巴，讓個體想有一個華麗的轉身卻依然做不到。黑娃作為個體已經有了脫胎換骨的自覺，卻仍擺脫不了外部因素造成的命運悲劇�？梢钥闯�，這里有作家的審思和無奈，寄托著理想的色彩，又有歷史的深刻。

　　記者：話劇《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包括田小娥、白靈和冷家姑娘，感覺上都各安其位、各有意味，比如田小娥于傳統環境中向往自由、幸福的身體意識，白靈具備條件奔赴革命，冷家姑娘慘死在親爹開的一劑猛藥上，整體很有層次感。

　　孟冰：這幾個人物，重點是白靈和田小娥。戲劇所呈現出來的，不一定能夠像小說那么生動、深刻。但是，戲劇強化了田小娥對自由的、對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她跟黑娃有異曲同工之處，其中暗含著她的悲劇命運并且有所擴充。她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準備沒有達到，支持不了、維系不了她對內心完美的解釋。因此，在那樣的社會環境當中，也不可能有對她理解、同情或接受的空間。最終，她被埋葬于對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當中，給自己畫了一個圓，完成了涵蓋千年文化歷史的宿命輪回。實際上，在西方文化當中，也有類似的情節故事，如俄狄浦斯王要查明造成城邦災難的罪魁禍首，卻追查到了自己身上，這種二律背反的、自我否定的內涵，帶有濃厚的哲學層面上的意義。這就使得人物從普通的悲劇形象上升到啟發對民族精神思考的維度，也就是我所理解的、陳忠實所說的有關民族精神剝離的過程。作為個體生命，在精神上可以脫繭而出，但作為群體生命，卻往往陷入到一個宏大的輪回當中。

　　記者：能夠明顯地感覺到，話劇舞臺上的田小娥更加美好、更讓人同情。我的理解，這是舞臺表達的規律性需要。不過，田小娥能讓白鹿原上那么多人著迷、忌恨，邏輯上講，她的風情或者說魅惑之處，是不是還有更多的豐富余地？還有像朱先生、鹿家兄弟和白靈之間，似乎也留下了很大的細節表現空間。

　　孟冰：文學形象進入審美的范疇，可以根據各人的偏愛、期待在想象中得以實現，但是具體到現實的人，要用演員在舞臺上把他們呈現出來時，當然不一定能夠跟你的想象相吻合。這時候，你說的情況就會出現。實際上，即使在現有劇本基礎上，如果演員通過導演的調配以及對自身形象、表演的把握上，適當地放出來一點，這個人物形象都是可以較好實現的。戲劇和文學的表達最本質的不同，就在于小說可以慢慢地、分若干細節去講，其中又可以有插敘、倒敘，在這個過程中，人物的行動可以很生活化、很自然、很循序漸進、很水到渠成，然后使人物的形象得以完善。但戲劇不行，它沒有這個篇幅，它呈現的往往就是行動節點的結論、結局，因此必須把所有的矛盾、沖突全部集中到這上面，然后使之迅速地扭結、激變和歸向各自的結局。這樣的話，它才會顯得強烈。特別是鹿兆鵬、鹿兆海和白靈之間的感情關系，在小說當中是用很長的篇幅描寫了很多細節，而且是分開寫的，過程很自然。但限于舞臺的容量，我只用兩三場戲就完成了這些情節的轉換，的確容易給觀眾產生一種錯覺，即哥哥奪了弟弟的所愛。有人覺得，這可能讓哥哥顯得不那么光明正大。我覺得，沒有必要把這個問題看得過于嚴重，甚至上升到政治的層面，倒是它所留下的跳躍和空白，在導演、演員的二度創作中，可能提供了某種分寸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