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是現實主義咒語的解藥

    現實主義文學的昌盛無疑是中國新文學最為顯在的特征之一,或許是因為現實主義與中國的新文學之間有一種宿命的契合,面對嚴酷的時局和生命的危難,任何沉湎于性靈的自我陶醉和對藝術的潛心雕琢對于這個百年憂患的國度而言都不啻一種罪過。只有那粗糲的、飽含血淚與泥濘的現實主義才恰如其分。故而現實主義在晚清以來的文學情境中,除了指一種特定的文學思潮、一種文學精神和創作手法之外,它還一度成為評價作品藝術價值的標尺,甚至是評價作家站位立場的標尺。
　　然而有意味的是,進入21世紀,不少作家都表示了對現實主義的敬謝不敏,比如閻連科在一篇題為《尋求超越主義的現實》的文章中曾說道:“越來越感到,真正阻礙文學成就與發展的最大敵人,不是別的,而是過于粗壯,過于根深葉茂,粗壯到不可動搖,根深葉茂到早已成為參天大樹的現實主義。”另一位以底層寫作著稱的作家曹征路也說過:“在主義之上我選擇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現實主義為什么會變成一則咒語,讓作家們如此小心翼翼地逃避?
　　文學理論家韋勒克在辨析現實主義時,認為現實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即暗含著難以紓解的悖論,當現實上升到“主義”,這種悖論就會顯現出來,一方面要真實地呈現現實,一方面又要把現實納入到符合“主義”理解的框架中,即要寫出那種“本質化”的現實來,這便導致悖論的產生。換句話說,寫看到的真實和寫本質的現實不是一碼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現實主義之前經常會被加上各種修飾語,比如啟蒙、批判等等,這些修飾語其實比現實主義這個中心語更深層地預制了作家寫作的思路。新世紀里作家對現實主義的警惕即與此相關,告別“主義化”的現實,也許就能避免現實主義內在的悖論,而在創作中恢復現實該有的面目。但是,另一個問題隨即而來,將“主義”繳械,現實生活與現實的創作之間會是一種完全對位的關系嗎?其實并不久遠,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在文壇頗有勢力的“新寫實小說”雖然并未大張旗鼓地要革現實主義的命,但是那種毫發畢現地反映“一地雞毛”的生活,那種“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市民價值觀念,正是把“現實”和“主義”分離的實踐結果。這股寫作潮流在后來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大討論中曾被知識界檢討和批判過。可見,問題的關鍵也許不在“主義”,而在“現實”。
　　新世紀十余年來,文學界最大的一股寫作潮流當算底層文學,寫作底層是作家表達現實關切的重要向度,我們理當尊重,而且底層文學的精品確實帶給讀者久違的震動和對底層命運的關注。但也不可否認,底層文學也催生了大量質量不高的“偽現實主義”作品,以貌似現實的面目消費現實,以投機的方式媚俗“主義”。這些作品往往是那種大量堆積苦難的經驗同時又遮蔽了底層真實的“仿真式”作品,它們對于底層民生的書寫往往與自身經歷無關,寫作者也沒有扎根基層的觀察和休戚與共的體恤,故事的素材多半取自新聞媒體或街談巷議,因而這些作品中的苦難不再是富有血肉感的、具體的、關切每個個體或家庭的不同生命境遇的,而是籠統的、類型化的、放在任何人身上而皆準的。這類創作比拼的不是現實,不是憂患和責任,甚至不是審美,而是炮制苦難的手段,比賽誰比誰寫得更苦不堪言,其后果必然是走向某些評論家所指出的“男殺人、女賣身”的死路。而非虛構文本在近年來的興起,因應地也正是現實主義的虛構文本的虛偽。
　　因此,回頭來看前述閻連科和曹征路的話,他們其實給現實主義這個咒語找到了解藥,那就是拒絕皮相的現實和二手的現實,以深沉的態度面對現實,深入開掘社會轉型期大眾心靈深層結構所經受的震撼以及他們變化中的精神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既是“無邊的”,因為它要呈現的外部世界和心靈世界都是如此廣闊,又是“有邊”的,它要有起碼的誠實和誠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