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瀏覽中發現了郭沫若的書《李白與杜甫》，我和它久違50年了！馬上下單購得，書一到手馬上翻閱，聯想起當年烏蘭布和大沙漠的歲月。那是“文革”中出版業大蕭條無書可讀的劫難年代，我來到內蒙古西部烏蘭布和沙漠當建設兵團“知青”，除了領袖語錄和著作，好久沒有讀到別的書了，更別說有機會接觸新的文史類著作——那屬于要被這場“大運動”掃除的東西。

突然有一天，應該是在1972年春夏之間，母親給我寄來了郭沫若新著《李白與杜甫》，這是他漫長創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書，1969年落筆，成書于1971年秋天。我感到萬分驚喜，一連幾天收工后就讀它，而且讀了兩遍。當時真為郭沫若的博學強記而驚嘆。他旁征博引，調動眾多與李白、杜甫相關的文史資料，考證李白出生在當今的吉爾吉斯斯坦國境內，一下子推翻了我少年時知道李白生在四川的印象。我還佩服作者思想的新銳，70多歲了，置身于遭受劫難的環境，還能以“階級分析”觀念解析1500多年前唐代詩人杜甫的詩歌和行蹤。我當年也滿腦子充斥這條思路，順路閱讀看得很順暢，很是拜服，很想追隨。

但是我讀后有兩個意見。一個如今想不起來了，還有一個是，既然作者在書的后半部分評析杜甫，對他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都有批評，為什么同樣的做法，在書的上半部里對李白不來此一番呢？我在給母親的信中說了這個意思。母親回信說，你不妨直接寫信跟郭沫若談談。于是我真的整理思路，給郭沫若寫了一封請教的信。但是這封信沒有寄出。不是因為怕自己的觀點站不住，而是寫完信一讀，覺得信紙上的字寫得太差了，如何拿得出手？又凝神再抄了一頁，還是不行。這時候才意識到寫字好壞與自信心有聯系，心里怕郭老笑話，就把信紙撕了。

若干年后我在北京當了編輯、記者，有一次吃飯恰好和郭沫若故居紀念館蔡震副館長相鄰，不由得在席間把這段往事說了一遍。蔡先生聽罷就笑了，啊呀一聲說，你失去了一次機會，要是把信寄出去，按那時的情況，郭老說不定真的親筆給你回信。聽后不禁后悔當年的我缺乏勇氣，將這個機會錯過，以后再也沒有了。

話又說回來，1977年考入大學以后，思想發生了不小變化，思維方式比以前縝密一些，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有了更多認識，似乎有了更多不同意見。這些新的想法又促使自己去讀更多的書，做更多的思考。這是要感謝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的。大學畢業時清理行裝，這本書沒有帶到北京。為什么半個世紀之后還要把這本書買來再讀一遍呢？那是為了審視自己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