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是譯者與原作者的對話

　　郭英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文學翻譯、英語教育與高等教育研究。曾翻譯卡羅爾·歐茨的《大瀑布》、E.L。多克托羅的《創造靈魂的人》、凱特·格倫維爾《神秘的河流》等作品。

　　說到文學翻譯，我想表達三個觀點，第一，文學翻譯，除了信達雅、除了歸化與異化的研究，還是譯者與作者的一種精神對話。第二，呼吁對翻譯家要寬容。第三，翻譯家，要更加注重翻譯質量，而不是傳遞基本的信息。

　　我想從幾個小例子談起。我在學校時給研究生講授“世界文學經典：閱讀與批評”，主要是用英文來講授自古希臘以來的世界文學。由于外國語學院開設了英美文學方向的課程，因此，我講授的內容是除了英美文學之外的世界文學，當然也包括中國文學。

　　由于課程用英文講授，但內容又是世界文學，就意味著，這些世界文學作品都是根據不同的語言翻譯成了英文。我在用英文講授的過程中，鼓勵研究生與漢語譯本做對比。而通過這樣的對比，還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問題，或許可以引起我們的重視。

　　舉四個例子。我講授和探討了四個作家及其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莫言的小說。

　　第一個關于翻譯的小問題來自《地下室手記》。在英文譯本中，我注意到，作品中一個關鍵詞是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即：崇高與美)。經過與中文譯本對比發現，漢譯本譯為“美與崇高”(2004年譯林出版社臧仲倫譯本)。從中可以看出，詞語的先后次序有所顛倒。我不懂俄語，請懂俄文的研究生查看俄語原文后得出結論，俄語原文與英譯本的順序一致，但原文中的用詞，其基本意義和原始意義是“高”、“高度”的意思，延伸出“崇高”也在情理之中。而在漢譯本中被翻譯為“美與崇高”是因為不同的版本，還是因為“美與崇高”這種語序更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呢？這一點正是通過世界文學的互譯發現的。

　　第二個例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在英譯本中，男主人公19歲，女主人公13歲。但在漢譯本中，男主人公是20歲，女主人公則是14歲，與日語原文里相同。由此推斷，英文譯者根據的是減去虛歲年齡后的結果，年齡的不同反映出了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不同。

　　第三個是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我們都知道，這部小說有一個用古漢語所寫的前言。但在英譯本中，小說的前言仍然是使用現代語言翻譯的，與正文的語言無異。由此，對于魯迅先生何以在前言使用古文而在正文使用白話文這一點來說，現在的英譯本無法傳達其中的內涵了，也就是說，這樣的翻譯，很難體現出魯迅先生采用古漢語寫作前言的意圖了。

　　第四個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對于莫言的翻譯所引發的爭論。2013年4月，在美國普渡大學舉行的中美比較文學雙邊會議上，葛浩文應邀做主旨發言，會議后，我問了葛浩文一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國內對他翻譯的評價，比如認為那不是翻譯(translate)，而是改寫(rewrite)。他聽了很不悅，給我舉了一個例子，說中國作家喜歡用短句，比如：他坐在桌子旁邊。他站了起來。他走到門口。葛浩文說，像這樣的語言，我只能用英文的表達方式去表達，把它改成一個單句：“他坐在桌子旁邊，然后站起來走到了門口。”葛浩文說，如果嚴格按照中文的語言習慣進行翻譯，可能沒有美國讀者愿意讀這樣的作品。

　　上述四個例子，就翻譯來說，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也有無奈之處。我們知道，翻譯中，有誤譯、節譯、編譯、轉譯、改編，在比較文學之中，這些被稱為“翻譯的創造性叛逆”。但我想說，除了“創造性叛逆”，文學翻譯當中，還要勿忘“叛逆的創造性”。

　　文學翻譯不能單純追求信達雅，文學翻譯也不單單只需要討論翻譯理論中所探討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文學翻譯是個復雜的工程，有時候需要譯者主動求變，需要譯者根據不同的文化語境，根據具體的語匯與詞義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對原文做出必要的調整。而這種必要的調整，對于譯者來說，既是其主體性的體現，也是翻譯的責任所在，從某種程度上，它是與原作者所進行的一種精神對話。

　　由此，我想表達第二個觀點，就是呼吁讀者和評論家對譯者要寬容，對譯品要寬容。目前的情況是，一旦有翻譯家被發現在其翻譯作品中出現了錯誤，就被批得一塌糊涂。處于這樣的生態之中，實在不利于翻譯家的工作以及新的翻譯家的出現。

　　話說回來，當今世界，翻譯家作為媒介的作用在大幅下降，因而公眾與讀者對于翻譯作品的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以為，當今翻譯家的使命，不是要通過翻譯作品告訴讀者或者公眾原作者究竟寫作了什么——這一點，一般懂一點外文的讀者大都可以通過不同渠道加以了解，而是要盡最大努力，盡可能完整地將作品的文學藝術特性呈現給讀者。對此，翻譯家需要轉變觀念，對文學翻譯有清晰的認識，對譯作精雕細琢，注重翻譯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