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會講故事的人——訪韓國當代小說家千明官

　　千明官1964年出生于韓國京畿道龍仁市。2003年憑借短篇小說《弗蘭克和我》獲文學村新人作家獎。2004年，長篇小說《鯨》獲被稱作“韓國本土文學風向標”的文學村小說獎。2007年，小說集《愉快的女仆瑪麗莎》被評選為優秀文學圖書。2014年，《我的叔叔“李小龍”》成為千明官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

　　創作關注三要素：場景、人物、對話

　　羅雅琴：你的小說有很強的場景感，人物形象鮮明，細節特別鮮活。這與你在電影界的工作經歷有關系嗎？

　　千明官：肯定有影響。我在電影行業工作時的一些經歷和思考，自然也會反映到我的小說里面。我認為小說創作和電影一樣，都要關注三個要素：場景、人物、對話。寫小說前，我會把場景先構想好，然后以此為基礎將其他要素一一展開。這樣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感受會比較鮮明和立體。

　　羅雅琴：評論家稱《鯨》為韓國版的《百年孤獨》。你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是什么？

　　千明官：《鯨》所設定的背景很遙遠，完全是我個人想象出來的。我年輕時曾經歷過一些奇妙的事，一直在思考人的原始欲望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究竟想得到什么？在這個基礎上寫了這部小說。書中的人物是想象出來的，他們身上有著我對人性認識的投影。小說反映的是70年代的真實情況，主要是韓國在實現產業化之前的狀況，也就是我小時候經歷過的農村生活。

　　羅雅琴：《鯨》有很宏大的框架，女巫的詛咒貫穿全書，仿佛隱喻著人類掙脫不了的命運。這種結構設計有什么特別的寓意嗎？

　　千明官：只要是人，就肯定會有很大的欲望。或愛或恨，為了得到某些東西而竭盡所能，但是到最后卻土崩瓦解。小說中，包括城市在內的所有東西最終都焚毀殆盡，只剩下一些殘磚，這就是人類留下的痕跡。而這個追逐欲望、實現欲望的過程，就是我們的人生。最后，這個過程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能留給后人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這也好比歷史，我們并不了解具體的過程和細節，只能從書籍里片段的描述，找到一點點曾經存在過的痕跡。或許這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

　　羅雅琴：這也使得整部小說雖然描述的是現實生活，但籠罩上了魔幻的色彩。

　　千明官：小說被設置在原始的時代背景，展現了現代文明開始之前的生活面貌，以及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變化。當這一切以壓縮的方式呈現時，會產生一種魔幻的視角。我想展示的是過去的人有著怎樣的意識，用怎樣的視角看待世界。很多讀者說，看完小說后，感覺整個故事就是一個巨大的幻想。但我最想表達的意思是，把個體的人放到文明整體發展過程中，會發現人始終是在變化的。我主要通過幻想的方式來分析人性。它實際上代表一種心理的變化。

　　想書寫人不完美的地方

　　羅雅琴：你的另一部小說《高齡化家族》講述的是當代家庭中的張力與矛盾。你覺得在東方，“家庭”代表著一種怎樣的文化？

　　千明官：韓國在很長的時間內受儒教傳統觀念的影響，重視孝道，奉行封建家長制。進入現代，韓國為了求得快速發展，一度特別重視和追求西方文化。西方對家庭的看法和觀念與東方文化產生矛盾。西方文化很重視個體，重視個性，但我們還沒有達到以“個人”為中心的狀態。我們崇尚西方的價值觀，而對這種甚至用相互傷害的方式來緊密聯系的家族主義觀念持否定態度。但我覺得東方的家庭觀念能形成并延續，一定有它的原因，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

　　羅雅琴：從傳統觀念看，《高齡化家族》里的主人公在道德上來說都是有瑕疵的，是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的。你出于什么考慮設定了這樣的人物形象？

　　千明官：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是，人的缺點、不完美的地方——正是我想書寫的——那些關于失敗的故事、不能成功的愛情、破碎的夢想、挫折的欲望、抓到又漏掉的魚的故事、仰倒在地卻摔破鼻子，等等。我覺得小說關注和講述失敗者的故事也很有意義。

　　羅雅琴：為什么會特別關注這些缺點、不完美的地方？

　　千明官：每個人都有很多缺點，這也是人性的一面。但即便作為不完美的存在，人身上也會有某些高尚的東西。生活有很多面，人物和人物所處的狀況也多種多樣，變化多端，我想盡量把它們都展現出來。我個人很喜歡幽默的東西，不太喜歡刻畫嚴肅凝重的東西，或描寫優秀帥氣的人，反倒是對有缺點的人更感興趣。90年代之后的韓國文學非常凝重，聚焦于內在世界，更趨向成熟。但這些作品的構想對我來說很突兀，讓我覺得很陌生，有種異質感。反倒是中國的作品讓我感覺更熟悉，比如余華、莫言或者蘇童的作品，其中人性化的色彩更濃厚，更詼諧幽默。我覺得如果自己來寫這個題材的話，也會選擇類似的手法來創作。莫言在諾獎獲獎感言中提到，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是因為彼此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我聽了這番話，也意識到我和中國作家可能在靈魂深處有相似之處。

　　文學只是媒介變了，并不是內容變了

　　羅雅琴：現在有一些純文學的作家開始嘗試為電影去創作小說，韓國有沒有這種情況？你怎么看待純文學的前途？

　　千明官：這應該是一種全球趨勢，所有國家都一樣。比如在法國，一個有著那么悠久文學傳統的國家，如今它的文學卻只能存在于大學校園當中。米歇爾·維勒貝克最近的一本小說中有一段話：當代最優秀的文學天才，只能在大學里任教，純文學只能在大學里發揮作用。韓國也是一樣，文學只存在于大學的文藝創作系或者國文系中，很難像以前一樣存在于大眾當中。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地位也越來越微弱。但我并不覺得十分遺憾。這是很自然的事，是一種趨勢。如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智能手機普及，誰還會去讀書呢？其實，在以前，人們沒有其他娛樂方式可以選擇，無聊時就只能看書。但現在不同了，娛樂方式數不勝數，人們自然跟書籍疏遠。文學創作者的生存狀態也因此越來越艱難。現在，文學創作系的學生們很少有立志從事文學創作的，大部分都是為了學習寫作，以后好搞影視創作。我覺得這很正常。如果他們寫出好劇本，拍成好電影，那也是一種新形態的文學。載體形式的變換，并不會真正改變什么。好的內容會依附于不同的載體一直延續下去。總之，我并不偏執于紙質媒體，不論用什么媒介來呈現，好的故事、好的內容最重要。

　　羅雅琴：說到好的故事，有評論稱你為“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你覺得講好一個故事，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千明官：共鳴，最重要的是引起讀者的共鳴。如果不能產生共鳴，不管多好的故事，讀者都沒法體會到它的魅力，沒法享受它帶來的樂趣。

　　羅雅琴：怎么樣來實現這種共鳴？

　　千明官：我并不用刻意去引發讀者的共鳴，因為作者最終只能以自己的視角、憑自己的感覺，去呈現他所認識到的、他所感興趣的世界和人物。有的作品可能并不能得到很多人的共鳴，只能打動一小部分人。但有一點很必要，那就是要有開放的眼光，帶著真心去觀察人的內心，去探究深度和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