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學發展遭遇市場“瓶頸”

　　回顧近3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軌跡，“市場化”已經成為起某種主導作用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文學被納入“市場化”的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這之前，歲月留給我們的是一段難忘的文學記憶：創作思潮此伏彼起，諸多文體各顯其能，文論界“方法論”爭奇斗艷，勇闖禁區的先鋒小說令人目眩，可謂思想解放、藝術回歸、流派紛呈。突兀而至的資金“斷奶”政策引發全國范圍的文學期刊“改版潮”，隨之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轉型全面啟動，首當其沖的就是作家。面對現實，重新洗牌，文學界的分化幾乎就是一種必然。一些作家漂洋過海，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經過短暫茫然棄文經商，或販書、或制片、或開公司、或做酒店，甚至涉足房地產。這樣的分化具有某種劃時代的顛覆性，其波及之廣，涉及到寫作者的職業路向、題材選擇、出版策略、藝術評價系統等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諸多層面，且其勢不可逆。人們終于意識到并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怎樣評價，制約文學的市場“瓶頸”已經形成。

　　面對“市場化”時代的到來，不少作家曾困惑、糾結，甚至內心掙扎。他們篤信高蹈的文學只關乎心靈高地與精神家園，它的上帝和裁決者本應是“繆斯”而不是市場，如今不同了，文學發展竟需要與市場行情直接掛鉤方有出路，市場的臉色猶如懸在作家頭頂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繆斯”卻成了無足輕重的陪襯。怎奈大勢所趨，無論如何，中國作家遲早要接受這種考驗。而一些歐美經典作家很早就有過切膚之痛，他們的作品傳播雖受惠于市場，卻又對其懷有戒心和憂患，甚至有意或無意地成為商業化時代的抗拒者，警惕自己淪落為資本與市場的仆從，有些作家的作品甚至被文學史定義為“批判現實主義”經典。他們深知，文學是人類精神的棲居地和心靈驛站，若只為市場獲利而不顧寫作底線，人類的真善美將無所依托。

　　文學與市場融合，曾被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稱之為“文學場”，既然并非現階段中國社會所獨有的社會現象，因勢利導，也就沒那么可怕。從世界范圍看，一個成熟而有序的文化市場完全可以使許多經典文學成為具有“長銷”價值的銷售亮點，并由此見證，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與“市場化”是密不可分的。這意味著作品與市場的關系并非勢不兩立，而可以互為養殖、相得益彰。許多近現代世界經典作家和中國現代文學大師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市場”的青睞和推廣，方被無數的文學愛好者所耳熟能詳的。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那樣“難以卒讀”的長篇巨制，也是依仗市場的作用才逐步擁有了卓越的聲譽與特定讀者。而俄羅斯文學的整體號召力，在前蘇聯出版市場更堪稱奇跡，且不說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諸多小說巨匠，僅以詩人為例，半個世紀以來，普希金三卷集第一次印數是25萬冊，第二次印數躍升為325萬冊，1985年第三次印數竟達天文數字的1070萬冊。其他詩人的作品印數也很可觀，1988年出版的《丘特切夫詩選》和《費特詩選》，印數分別是50萬冊和30萬冊，考慮到前蘇聯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碼洋實在令人驚嘆。培育出如此眾多的文學人口，市場的“神奇”功能又怎可忽視？

　　但我們更不能忽視的是，市場對文學的發展又具有巨大的難以掌控的雙刃劍作用。文學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抑或散文、紀實，都是凝聚著作家思想智慧和藝術心血的結晶體，一旦進入市場流通環節，便成為可以出售與消費的商品，必然有某些使用價值，卻又與普通商品不可混為一談。文學的使用價值、精神特質和審美趣向是必不可少的核心，這也是文學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地方，文學作品如果缺失這些屬性，則與一堆廢紙無異。文化市場有純文學的存在和支撐，不僅昭示了雅俗文化并沒有出現比例失衡的格局，還顯示了文學界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終止對于人類詩意棲居之所的追求與尋覓，正如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所說的，“作家是一種能夠耐心花費多年時間去發現一個內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當我談到寫作時，我腦子里想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是文學傳統，而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單獨面對自己的內心的人；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他用言語建造了一個世界”，這樣的“世界”維護了文學在市場中的尊嚴和聲譽。

　　“市場化”的文學時代，資本是滾燙的、誘人的，對作家也是有異化作用的；市場是神奇的、魅力十足的，也往往布滿了誤區、陷阱。從市場的出版、流通、銷售環節一方來說，商家需要通俗故事吸引受眾眼球，出版社的自負盈虧體制需要掙錢養“家”，從作家一方來說，在市場流通和銷售中獲取應得的經濟利益，靠“市場化”途經提高自己的生存質量，步入富庶、體面的中產階級圈子，這都無可厚非。出版商積極迎合市場，從經營作品轉向經營作家，也是市場規律使然。但文學畢竟不是商品，作家一旦亂了方寸，降格以求、唯利是圖、走火入魔，或把寫作托付給市場，甚至讓市場把自己“包養”起來，文學前景必然是暗淡無光的，這無論對文學還是對作家，都會是一條歧途。龐德認為，任何為錢寫的東西都一文不值。沈從文強調作家必須認識自己、尊重自己，反對把出路寄托在收入上。德國漢學家顧彬曾對中國文學現狀有過一些逆耳的批評，他發現，“中國一些作家功利心太重了”，“很多寫長篇小說的作家把自己賣給了市場”，他勸誡，“真正的作家，要有耐心，100年后也許你才會被世人了解，當下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本身，而不是天天盯著市場——那不是文學，那是寫暢銷書的人干的事”。王安憶也曾談到一個奇怪現象，在一些作家同行那里，賣書比寫書還重要，這完全是本末倒置。文學與書肯定不是一回事，文學需要以書的方式呈現自身，但書只是作品的物質載體形式，究竟在市場中可以變現多少“銀兩”，不應該成為文學寫作的終極追求目標，作家若把市場營銷看得比寫作本身還要重要，此動機下催生的作品之質量和境界無疑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作家是以寫作為本的文學生產者，偶爾客串一把書商營銷角色，吆喝幾聲自家產品，未嘗不可，若一門心思“功夫在詩外”，把主要精力用于交易和盈利，對文學心里不再有所敬畏，就很危險。用市場的“成功”換取文學操守，如果只是個人行為，其負面影響還是有限的，若輔之以書商叫賣、媒體炒作、評論家吆喝，大肆推行市場營銷術，其客觀后果就更加惡劣。

　　一個成熟、有序的文化市場，未必一定要求是高品位文學作品的集散地，但也不能成為通俗讀物的大本營，成為各類性愛、警匪、偵探、奇幻等題材的流行“讀本庫”，成為五花八門、各取所需的低層次大眾文化超市。此外，作家還要對“粉絲”現象有清醒的辨別力。對于文化市場中的“粉絲”現象，王安憶認為，作家需要的是讀者，而讀者并不就是所謂的“粉絲”。粉絲的狂熱追捧對作家很有誘惑性，卻往往浮躁不堪，有追逐時尚，隨風而倒的特性，今天“粉”誰，明天“噓”誰，皆受制于市場的掌控誘導，作家若過分在意“粉絲”，寫作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以市場為導向，以“粉絲”為激勵動力，造成個人寫作的品相差、底蘊薄、境界低倒是其次，關鍵是這類作品在市場大肆暢行，會使得雅俗文學的對比漸趨失衡，當人們相信文學寫作不再需要原創力和專業性的時候，必然造成受眾認知能力的退化和審美水準的降低，腐蝕了作家的主體性，損傷了文學的質地。

　　新世紀的“市場化”時代，在文學與市場之間如何雙向選擇也是個重要問題。市場選擇文學，讀者改變作者，粗粗看來似乎順理成章，細究起來卻不簡單。如果市場的選擇是單向度的，就不可能建立起有序、健康的文化生態，而一個時代的美學風尚標也不應該是市場單向選擇的產物。如果任由市場單向主導社會的文學消費，將文學單純打造、包裝成某種特定趣味的消費品，且生產過程也越來越模式化，文學的前景就會暗淡。在當下消費主義語境中，比起文學前輩，“80后”作家往往更懂得如何進行商業包裝和炒作。其中的佼佼者多是帶著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背景走進公眾視線的，有批評家說他們是先進入市場，后進入文壇，雖熱鬧空前卻匱乏文學價值，他們的寫作多表現為類型化、模式化、操作化、商業范式化，與文學的經典化寫作遙不可及。如果說，時下的一些作家工作室是順市場而動的產物，帶有某種合理性，那么，某些文學團隊則屬于市場的碩大奇葩。這些團隊更像偶像藝人經紀公司，完全按照商業規則運行，旗下吸納了百位簽約作家、漫畫家、插畫家和編輯陣容，加上某些大牌批評家搖旗吶喊、鼎力助陣，共同構筑起了“出版王國”和嘆為觀止的龐大產業鏈。

　　當文學發展遭遇市場“瓶頸”，寫作者需要時時提醒并追問自己：你是不是看重讀者的這份信任？即使你沒有絢爛的史詩夢想，沒有宏大的敘事抱負，而僅僅是“愛好”文學寫作，但這樣的“愛好”是不是真正發自內心？作家郭文斌最近提出文學寫作者應該“堅持底線出版觀、祝福性文藝觀、正能量閱讀觀”，他認為“如果一部作品出版了、演出了、播出了，我們賺了很多錢，但是我們的能量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那就是賠本買賣。閱讀也同樣，如果一本書讀完，一出戲看完，我們的生命能量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那就不單單是浪費生命，而是傷害生命”。在市場化時代，作家更需要在意的是自己對人類的深刻悲憫、對世界的透徹理解、對生活的獨特感受。我們應該懂得文學固然需要市場，但市場不應該主宰文學命運，懂得作家在融入市場的過程中，即使不能引導市場，也應該對市場發揮力所能及的正面影響，而不能把寫作視同經商營利行為，更不能淪落為市場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