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審視當今文藝批評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深刻地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是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總結和反思的指南。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走到今天這個程度，自身所包含的一些話語慣性問題，概括而言，我認為有兩個具體前提需要做一澄清。一個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批評話語因襲問題。另一個是90年代至今的批評家代際更替、思潮涌動，基本上重心在于搶占話語高地，追逐新異，“接著說”嚴重斷檔，導致積極“影響”缺失，“我來說”顯得并不充分。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批評，特別是在“個體化”文學觀念當中起家的“70后”、“80后”批評家，尤其如此。“個體化”使然，都似乎在“我來說”，可是在這個不短的個體化言說時段，批評文本中的整體社會現實圖景實際是最為模糊的。不自覺追究文學世界里關于階層、價值斷裂，乃至制度秩序缺失這一層，只分解式論述個體的內在性，有時候恰好是本末倒置的。總之吧，有了如此的批評流程和批評選擇，才導致了今天批評諸多不如意的出現——當然，這只是就批評自身的演變來論。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談談目前文藝批評的新的根本處境問題。

　　第一，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自我經驗規定性的問題。跟蹤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藝批評文本，我強烈感受到，自我經驗其實已經變成了制約批評家表達文藝思想的一個首要障礙。不錯，個體化，或者個性化表達，是使“70后”、“80后”整體被批評界注意的一個理論分界，但是也是使青年批評家整體淪陷的一個重要的觀念誤區。應該說，這個文藝觀念，在被集體性提出并書寫的年月，的確發現了文藝創作上的某些堅硬問題和現象，比如，文藝不把個體人的處境放在眼里，不把日常生活列入藝術中心來考量等等。然而，當社會急劇轉型、經濟迅速發展，甚至當社會內部的階層斷裂早已發生、價值錯位已經橫亙在人們面前之時，個體或個性化理論視角，實際上已經成了蠱惑階層斷裂、強化價值錯位的一個理論武器了。就是說，自我經驗的理論能量其實已經被耗盡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是形形色色、各執己見的個人視角、個人經驗，毫無含糊，由此構成的批評話語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亂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為群體存在的社會階層，和作為力求達成共識、取消差異的價值共同體而有效言說現實的整體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經驗，批評似乎就只能是無效的自我饒舌，其結果是誰也聽不懂對方，誰也不愿聽懂對方——因為，持己見，曾被理論所豁免。當然，知識人、文化人的個體經驗，要細說，有的可能來自道聽途說的“國學”、“傳統文化”及其宗法文明程式的氛圍；有的可能來自“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理論話語，特別是該理論所鼓吹的通過實現所謂的“理性的個體”而來的什么都需“私有化”圖景；有的看得出也還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對立的影響，以致于總把理想的理論建構當作當然的生活現實，對于真切的現實經驗反而熟視無睹，或者徑直以“轉型期”的宏大修辭搪塞了事。如此等等吧，總之，體現在文藝批評中的個人經驗，就變得有些類似于經濟領域里的“抱團”一樣，其“真實”，只適用于個人本位的利益權衡，并非來自大家所共享的基層社會這個共同體賴以生存的空間。如果不破除這樣一種或幾種流行的個人經驗來源、生產邏輯，始終在常識層面反復強化“真”或“真實”，批評恐怕很容易異化成與他人生存無涉、與外界思潮無涉、與目前主導性政治經濟話語所掩蓋的事實無涉的兩個個體之間的姑嫂斗法，或互相掐架了。批評作為一種思想發現而必須指向普遍性、整體性觀念形態的努力，只能到此終結。讀一兩篇或一兩部這樣的批評文本，倒覺得很有意思，但把無數類似這樣的文章或著作合起來再閱讀，突覺無聊而乏味，重要原因就在于，你無法把你的個體私密生活與他人的個體私密化生活進行充分兌換，總有侵入他人“私人日記”或“潛意識不可告人動機”的羞恥感，更有甚者，當如此羞恥話語大量繁殖之時，你所生存的實體背景，必然在迅速淡化。生活在話語所構造的虛幻世界當中，還談什么觸及堅硬的社會機制呢？

　　第二，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學科規定性的問題。前一段時間，在一個大型論壇上，我曾聽到一些資深教授對青年批評者的質疑。他們之所以有底氣以某一個刊物及其作者發難整個青年批評界，一個重要判斷便是，這個刊物及其集結起來的青年作者，他們形成了某種批評的學科化論評模式。就是從題目到行文結構，無不彌漫著“新世紀”，乃至于新世紀之下的“身體寫作”、“女性寫作”、“農民工寫作”、“邊緣寫作”、“民間寫作”、“地緣寫作”等等。歷史意識和社會學視野，基本上被這些無限分解下去的所謂學科內合法性知識阻斷在遙遠的地方了，公共知識分子情懷也罷，人道主義訴求也罷，僅僅成了學科梳理過程中的一個華麗技術而存在，難怪資深教授會毫不顧慮地一攬子打死。熟悉當代批評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正是他們——“50后”或“60后”，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文藝批評的熱潮，并且所討論問題也絕不僅限于文藝的事實。至少，他們的批評文字中，目前來看，最大的亮點，或者說還能被人們不斷記憶的地方，肯定是對整個社會文化現狀的描述和批判，對于具體文藝細節的把玩和涵詠功夫倒還在其次，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引以為豪的地方——有命名時代的能力，也有把握乃至論述時代的方法論。而這一點，正是今天學科化青年批評所欠缺的致命之處，知識很多，信息量也很大，就是沒有切膚的時代感和命運痛感。在特定學科范圍內論評文學藝術個例，有益的一面或許有助于學科資料建構，但錯位同樣非常醒目。我們看到最多的便是依然理直氣壯地拿《紅樓夢》標準來說當下長篇小說，但就是不追究當下長篇小說語境為什么已經不是《紅樓夢》時代。沒有切實語境支持的言說，再怎么精致，常識告訴我們，那也不過是對死人的緬懷，而不是對活人境況的正視。由此可見，學科規定性內的文藝批評，其終極訴求很有可能直奔向與人無關的資料整理，而不是激活資料從而把人變成一大堆歷史陳跡的觀照者、審視者，批評的獨立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第三，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知識規定性的問題。近讀一學者的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賞析》，朱進國)，我曾表達了自己的切實感受。覺得他實際上是想把古代人文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知識生活、政治生活和心性追求，乃至于主體感知性意義生活五位一體，融會貫通于一身，從書信這個私人生活載體突破，試圖超越以文論文、以藝術論藝術、以審美論審美、以日常論日常，甚至于以知識規定性論文的藩籬，進而用翔實的論證、大膽的跨學科知識，走向大文學的可能性。對古人書信的研究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效果，對照于我所感受到的當下批評現場，重要的區別在于，該學者有穿越具體古代文學理論知識的自覺意識，而今天的青年批評家則沒有。非但沒有，反而更希望自己的當代文藝批評，能夠盡可能具有所屬藝術門類的規范知識——更規范，更學術，更術語化。不言而喻，這樣的批評，是當前碩博教育的產物。論述一大堆現象、征引若干理論流派知識，其結果就是為了把論文寫得更像論文而已。正如伊格爾頓《理論之后》中所說：“在文化研究學者中，身體成了極其時髦的話題，不過它通常是充滿淫欲的身體，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體。讓人有強烈興趣的是交媾的身體，而不是勞作的身體。言語溫軟的中產階級學生在圖書館里扎堆用功，研究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機器人和色情電影這樣一些聳人聽聞的題目。”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