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閩派文藝理論批評的啟示

　　文藝批評要不要變革與創新，這個問題的提出，正如文藝要不要變革與創新一樣，是無可置疑的。而且，大多時候，文藝的變革與創新是以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的變革與創新為前提的，更多時候，文藝理論和批評的變革創新正是文藝的變革與創新的先聲所在。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最早就是從理論領域來發出先聲的。理論的變革是走在前面的。

　　從這一點講，閩派文藝理論批評給我們的啟示，正是變革與創新。以“朦朧詩”為例，剛開始，以舒婷為代表的朦朧詩的詩人們的詩作，雖然在詩歌界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尚未有理論上明確的命名和確認，更沒有此后以“朦朧詩”詩群出現的自覺性的詩歌流派以及當時藝術上高峰期噴發的一種狀態。此間以謝冕、孫紹振為代表的兩位詩論家，分別在八十年代發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這種理論上的推動表現了理論界對創作現象的極度關注，同時，在理論觀點和批評表達上的也極具創新，是文學理論批評的一種創造性表達。改革初期，當時各個領域都處于變革階段，詩歌創作中的變革與創新，由兩位閩派文藝理論家發出了先聲，是他們敏銳地發現了這種文學創新，他們的詩論直接影響到當時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研究，并從詩歌領域溢出，擴展到整個文學界，有力推動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是創作對理論的啟發，也是理論對創作的帶動，是互動和雙贏，真正達到了理論和創作相互扶持、惺惺相惜、彼此欣賞、相互推動的水乳交融這樣一種境界。這種境界不是孤例，更不是幻想。它真實地存在于三十多年前，它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就在我們身旁。再比如，張炯先生2012年出版的專著《先進文化與當代文學》，由課題組成員及他本人撰寫各章，但全書整體思路及修改審定都由張炯先生完成。其中第三編“文藝思潮與文學”，在專章論述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思潮、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之后，專辟一章，第十二章論述“女性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從20世紀女性主義思潮的發展，到女性主義思潮對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影響等都做了扎實詳盡的論述與求證。作為男性理論評論家，能將女性主義思潮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諸思潮并列，并將之抽離出來做相對重點的論述，顯示了對理論前沿問題的敏銳的探索精神，同時也體現了理論家在男性話語為中心的語境下展現出來的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從容的胸襟。而將這一話題放入先進文化和當代文學的旗下，更顯露出了理論家的理論勇氣。

　　張炯先生長期關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新性發展，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論述亦具深遠的現實意義。但是他本人同時又關注女性文學的發展，尤其對新時期女性寫作和女性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他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時就不遺余力地推動和設立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會。張炯先生還親任第一屆的會長，有力推動了女性文學研究的發展，同時對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也有極大的促動作用。陳駿濤先生也是如此。近年女性文學的發展與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講，離不開閩派理論家批評家的大力扶持。關于這一點，廈門大學的女性文學研究者林丹婭女士比我更有發言權。

　　還有南帆先生，一手散文一手理論，且兩者都獲得過魯迅文學獎，他的理論我不多言，但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使他的理論疆域不斷得到擴展，他對于理論的探索熱情往往溢出書卷而進入到社會學的層面，比如對當代農村的觀察和研究。他將對現實的興趣和對書齋的理論興趣結合起來，傳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間關懷精神，包括謝有順，其對小說和倫理學的結合研究我以為都溢出了單純的文學、文藝而進入到思想的層面。陳仲義先生則嘗試使用工程學、建筑學的一些東西來研究詩歌。這使我想到新時期伊始，劉再復先生的文學研究對哲學的引入，林興宅先生對“系統論”等數學的引入，這都表現了一種文學理論的超越性努力與跨界性的特征。文學理論往往交織了很多新的前沿學科，而且它有一種兼容性，對其它學科的發展非但不抗拒，而是愉快地接納。這種開放的思維，可以說在一個時期極大地推動了整個文藝理論事業的發展，我們不再單純地以某一種視野或某一種話題來進入文學，而是以一種“面”的形式來進入。所以我認為跨界性在閩派文學批評中算是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在文藝理論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中，閩派的理論家批評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文藝理論的變革與創新對于文藝的發展和繁榮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再回到剛才的話題，我說過這種現象不是孤例。為什么閩派的文學理論家會如此敏感呢？剛才我們探討了朦朧詩、主體性和方法論的崛起，為什么每一次都是由閩派理論家、批評家提出來，而在討論之后，不僅推動了文學理論批評發展，而閩派理論批評家的隊伍也開始迅速的擴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閩派理論批評與其說是一個流派學派，不如說更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理論批評界的文化現象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為什么，數次的理論創新與變革都由他們發起，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閩派理論家的“敢為天下先”的理論勇氣呢？我認為謝冕先生之前所談到的“時代”是一個很大的主題。文藝，理論和批評的革新的前提應該是時代的革新，改革開放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話語場，使我們可以自由地討論，大膽地設想，是思想解放的時代給了我們發揮理論批評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無限的空間。其次，我認為閩派評論家“敢為天下先”的原因還有這么幾點，第一點是多種文明的交匯。這當然要從近代史上去尋找起因，閩地，看似四面環山，卻絕不封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以及近代西學東漸的思想影響，造就了它在近現代的人文底蘊，嚴復、辜鴻銘、林紓、林語堂、鄭振鐸等在思想界的影響，以及林徽因、冰心等在創作界的影響，均為此后閩派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成長提供了一種不可多得的人文環境。人文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閩地崇尚學理，故而它產生了大思想家，大思想家的土壤又滋養了一批卓有貢獻的理論家、批評家。在理論批評史上，思想史上，這種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堅韌的生命力，是我們在今天的文學理論界仍能不斷聽到閩派理論家發出獨有聲音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古代歷史。古代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對福建的影響，大家之前也談到朱熹和李贄等等，關于這一點我就不再展開論述。福建人的血脈中流淌著古中原人的血，這是歷史造就的，所以閩人雖為南人，但卻有北人性格中的執拗與剛烈，這種影響是文化血緣中的一種影響，它也是潛移默化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根基在這里保存的非常完好，沒有受到戰亂的干擾。它就像福建的古建筑能夠完好地保存下來一樣，我認為文化的東西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大多數時間存活于在我們血脈中，是一種文化基因，我們都攜帶著它，將它植入我們的文字和判斷中。這是閩派理論家在葆有雄辯的激情同時，也能深具縝密的考證的緣由。

　　第三，是當代文化的風云際會與溝通交流。是時代賦予了中、西方的這樣一種交匯，使得閩派能夠得地理人文之先，發揮其“交響”作用。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造就了閩派批評的思路寬廣且思維活躍，像孫紹振和謝冕先生對于新風潮就具有非常敏感的接受能力，能夠將之變為一種理化創新性與現實文本、藝術風尚的結合。上世紀八十年代，閩地辦有《當代文藝探索》雜志，集聚了閩派理論批評的力量，在當時的文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探索精神也一直是它所倡導的，所以在雄辯的激情與縝密的考證同時，閩派理論還具有鮮明的立場與別致的文風等特點。

　　還有一點，無論是詩論，文藝理論還是現實主義的批評或如陳曉明先生的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它都是多樣化存在的，閩派的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現象，也是它的包容性的一種體現，同時，它也有可持續性，比如書磊同志講到的閩派理論家的“四世同堂”現象，從80歲仍筆耕不輟的老理論家到陳思他們一代的80后新生力量，每一代都有一種延續血脈的代際傳承關系。代與代之間沒有斷裂，且能相互尊重，呈現了閩派理論的敏銳性、開拓性、跨界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但在這眾多特點中最為重要的一點，還是閩派理論批評的真性情，文字寫到最后寫出的是寫文字的這個人，理論、判斷、認識與思想說到底其實是理論家本人的一種人格、性情的外化。我們雖然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和觀念，但是寫到最后一定是一種性情。在閩派理論批評中，我看到了非常真實真誠的一種性情，一種忠實于文藝發展規律的，忠實于理論批評精神的性情。是這種真性情，支撐了它的敏銳與跨界，開拓與包容，是這種真性情，使得它能夠在三十多年之后我們再回望閩派理論家的貢獻之時，還能夠從文學理論史的意義上予之定位與評價，我尚記得古遠清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中曾專設一章論證“閩派”評論家，他稱之為“文藝研究新思維的張揚者”，我以為是恰切的；我想這種“張揚”同樣也來自于這樣一種對理論、對真理敬畏之并追尋之的真性情，在此，在閩地，請允許我作為一個中原人、一個后來者對這樣一種性情表示致敬。我也意愿借閩派文藝理論批評的這樣一種血脈來延續我所從事的理論批評。

（何向陽　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