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閩派批評”的文化性格

　　關于“閩派批評家”的說法，在文壇已經流傳有三十多年，從80年代初《當代文藝探索》引發文壇熱烈關注，產生廣泛影響以來，文壇一直有“閩派批評家”的說法，但這么多年來，拘于各種條件和機緣的限制，閩派批評家始終未能有一次集體聚會。今天這個會得以舉行，我個人是很激動的，也是能深切體會到它的意義的。如果說“閩派”是片土地，這片土地非常寬廣深厚；如果說它是一棵樹，那么它是根深葉茂的。作為閩藉從事文學研究和評論的晚輩后學，我們能從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

　　舉辦這個論壇的初衷是希望閩籍的作家、評論家有機會坐在一起敘舊，拉鄉情，也要談文學，談文學批評。這個論壇可以讓我們深度總結一下閩籍批評家走過的批評路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方面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正在撰寫教育部的重大課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從當代批評史的客觀發展過程來看，閩籍的批評家占據了比較重要的分量。

　　試圖去梳理閩藉批評家在當代文學歷程中的作用非本人的能力可湊效。在這里我想用五點四十個字來做簡要概括，以此來呈現“閩派批評”的基本特征。我的概括的重點在于把握住閩派批評的文化秉性。在進行某種地域性和流派的概括時，文化秉性是非常重要的內涵，從這里才能顯現它的特質。這五點如下：

　　其一是：文化底蘊，思想傳承。其二是：求真務實，刻苦勤奮。其三是：創新求異，不懼弄潮。其四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其五是：傳幫帶領，凝聚集體。我以為這五點顯示了“閩派批評”成立的可能性。一種派別，不僅有它的理論規范、理論目標，特別是以地域命名的派別，其文化性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著眼于從文化性格的角度來理解“閩派批評”的。

　　就第一點的“文化底蘊、思想傳承”而言，“閩派批評”的文化底蘊和思想傳承不止是從近現代開始的。八十年代以來，它又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包括謝冕、張炯、孫紹振、許懷中諸位先生，還有我的老師李聯明先生，他們在不同領域都有一種開創。這一點和福建籍的新一代的批評家也構成了一種關系。因為新一代批評家師承的先生往往是福建人，他們經常進行專業學術交流的同代人也是福建人。第二點所說的“求真務實，刻苦勤奮”，這是就福建人的性格來說。福建人比較勤奮，特別是讀書方面很勤奮，這是文壇的同行們都普遍認同的說法。對于第三點講“追新求異、不懼弄潮”，我認為這是閩派最顯著的特點。我們可以在當代思想解放和當代文藝批評歷程中看到這一點。我以為當代文學批評經歷了三次思想觀念和話語方式的轉變。第一次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使得中國的文學批評有一個非常大的發展。八十年代初朦朧詩論戰的“三崛起”，就是福建的文藝批評家謝冕、孫紹振二位先生提出來的。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文學“向內轉”思潮，在文學方面有“尋根文學”，在理論方面有“主體論”、“方法論”。我認為方法論變革是中國理論變革的一個大環節，閩籍批評家作出了他們的反應，起了“弄潮”的作用，例如，當時劉再復、林興宅先生，以及孫紹振先生和童慶炳先生，還有那個時期活躍的陳駿濤先生、何鎮邦先生。第三次是九十年代以后的變革。很多人都在反對、抵制后現代理論批評，但是它不可阻擋地成為今天文學批評的一種主導性的方法和理論，我覺得這是不可否定的。你可以看到它在今天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力。對于西方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評是屬于“后現代批評”時代，它是在后現代理論和后現代話語之下展開的一種批評，如果我們今天不是在這個理論體系下，那么批評話語是失效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閩籍的批評家還是做了比較突出的努力。我們不要把后現代話語狹義化。解構主義是對歷史中心主義，包括對整體論的一種破解，它有復雜的話語系統。例如，南帆的關于《后革命的轉移》這本書和《隱蔽的成規》、《敞開與囚禁》、《雙重視域》等著作，我認為都是歸屬于“后批評”的范疇。朱大可、謝有順和我本人的批評話語，還有在文藝批評方面，如范迪安做的美術批評、周星的影視批評，都是屬于后現代的理論范式。年輕一代的閩藉批評家，如黃發有、吳子林等，80后的如程凱、陳思等，都是后起之秀，他們的知識構成也可以看出進入了后理論的知識范型。

　　正是因為追新求異顯出閩派批評家有一種文體的個性展現出來，象朱大可的批評個人批評非常犀利、風格鮮明，極受青年學子歡迎。我們可以看到閩派批評家群體，老中青三代人各有自己的歷史出場時機，各有自己的知識構成，他們本身也不一樣，即使是同代人也不一樣。這是一個和而不同的群體，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

　　我要說的第四點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福建人追求自由，認同這種人生的核心價值。孫紹振老師不拘一格、自由瀟灑的個性給我們做出了表率；謝冕老師的寬厚、尊重他人個性，給予年輕一代以無限的期許的那種胸懷。這些方面也透視到他的文章和言傳身教的行動中去。張炯老師和我的觀點不一樣，但他從來沒有說我的后現代的解構主義不對，他都是采用鼓勵探索的方式贊許年輕人的探索。曾鎮南，今天沒有到場，他經常跟我的觀點看法不一樣，原來我們是同事，經常在研究室里面吵架，但是并不影響我們依舊是可以很好溝通的同事。

　　第五點“傳幫帶領，凝聚集體”，這是很難得的。福建人有一種歸屬感認同感，老前輩非常寬容關懷自己的學生，我和謝有順都是孫老師造就的。我的碩士學位也是孫老師去申請的，像李聯明老師、孫紹振老師，跟我們都像是父子的關系，既可以感受到那種友情的真誠和絕對性，又有那種寬容。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別的派里所沒有的。我們閩派里經常都是老師幫著學生，而且同齡人也是互相支持，我覺得這一點大家能感覺到。像我們這一輩人，都有一種內在的凝聚力，這一點要繼續發揚。福建人經常有爭論，和而不同，但是這些都是閩派批評內部有活力的表現。

　　當然今天我們本來應該更多的談論閩派批評的不足和今后的發展和突破方向。時間關系這些要緊的問題都無法展開。剛才周星教授談到多媒體時代的批評問題，我深有同感。我以為多媒體批評時代，閩派批評何為是一個問題。我們今天處在一個多媒體的時代，我們閩派批評家更多是限于文學的批評、文藝批評。如何在多媒體時代應對千變萬化的文化現象，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陳曉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