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中汲取前行的養分

——與時俱進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上）

　　開展教育實踐活動，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方式。回溯歷史，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兩次重要的教育實踐活動，使處在重要歷史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煥然一新：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一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整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裝，就必須進行革命化的教育實踐活動，對黨和軍隊進行思想改造。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開創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井岡山道路”。但當時紅軍的成分以及思想狀況，決定了這樣一支隊伍不會自動地成為為實現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而奮斗的武裝集團。

　　1929年9月，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傳到根據地。這年10月，紅四軍領導層開始認真學習“九月來信”。利用戰斗間歇，從12月3日在新泉開始整訓，到20日結束。此間，朱德抓軍隊整訓，陳毅抓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集中精力搞調查研究，召開各縱隊領導人和連隊支部書記及士兵座談會、農民座談會。在這段學習、教育以及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紅四軍于當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主題是清理、克服由于紅四軍中存在和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

　　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總結了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人民軍隊。大會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3萬余字的8個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集中分析、批判了關于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等7種錯誤思想。古田會議及短暫的學習教育活動，推動了黨和軍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被革命理論武裝起來，成為具有理想信念的革命軍隊。

　　另一次具有關鍵意義的教育實踐活動，是延安整風。1941年，抗戰進入最艱苦時期，但高瞻遠矚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未來。這就需要通過學習、教育實踐活動進一步改造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提高思想境界和理論水平，真正建立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具有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革命政黨，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做思想和組織準備。

　　延安整風，首先針對的就是黨內的、特別是在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這個教條主義，首先是“言必稱希臘”崇拜照搬西方的教條主義。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說，“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當時更為嚴重的教條主義，則是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更大。

　　延安整風改造和提升了中國共產黨，為黨最終奪取全國政權、成為執政黨打下了思想基礎，進行了組織準備。正因此，在中國革命歷史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我們黨根據形勢和任務需要，結合組織與思想狀況，適時開展教育實踐活動，不斷提高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政治素質和思想理論水平，從而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戰斗力。從這一歷史經驗出發，搞好今天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更顯必要和緊迫。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研究員)

　　《 人民日報 》(2013年08月15日05版)